數字法學是近年來興起的數字技術和法學理論的交叉學科，融合法學、計算機科學、統計學、倫理學等領域知識，以數字社會中的法律問題為研究對象，專注于研究數字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和如何實現數字治理等問題。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提出，加快發展社會治理法學、科技法學、數字法學、氣候法學、海洋法學等新興學科。數字法學這一新興學科的建設，必須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關注實踐、總結實踐，呈現科技發展的基本規律，聚焦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共性命題，在不斷實現知識生產機制、方法論更新的同時，探索數字法學研究的規范路徑，形成具有自主性的數字法學理論。
建立數字法學的規范探討方式
自法學誕生以來，圍繞“法學究竟是不是一門科學”的討論從未止歇。法學發展史上，與數字法學相關的學科概念——“網絡法學”的獨立性與科學性就遭受過質疑。20世紀末，美國伊斯特布魯克法官曾提出“馬法之議”，認為網絡法并不具有相應的獨立性。就好比關于馬匹的歸屬仍適用財產法；關于馬匹的買賣仍適用合同法；關于侵害馬匹所有人權益的情形則仍然適用侵權法等，而并未形成一個新的法律領域。這種看法也可類比數字法學等新興學科，對于數字法學的獨立性與應有的科學意識殊值探討。
盡管學術界圍繞數字法學問題，從基礎理論到實踐觀察，從倫理、立法到司法、執法等方面都進行了全方位探討，但研究仍然存在缺陷與不足。當前，數字技術帶來諸多不確定性與風險，這一點已成為共識。從目前的研究來看，但凡提到風險，研究者便提出要加以規制，但對于如何規制等問題卻缺少科學論證。例如，如何平衡發展中的創新與風險之間的關系、如何創設相應制度等，都是亟待系統討論的問題。與此相應，當出現一定風險或新事物，研究者便想當然地創設一系列權利，這脫離了權利創設的必要性原則，因為有一些權利可視為傳統權利的延伸，并不一定需要再創設新權利，這也會造成權利體系的混亂。另外，現有的數字法學領域的研究存在現象描述過多而理論論證較弱的問題，或者僅僅是“盲人摸象”，只看到局部問題，使得數字法學的學術研究表現為大雜燴、大拼盤的特征，甚至存在人為臆造問題的學術泡沫。這種研究現狀值得警惕與反思。
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數字法學研究的內容應當反映信息文明時代的根本性、實質性問題，應當具有特定的研究對象與研究范疇，應當有區別于其他部門法的特殊規則等。也就是說，數字法學既是對數智化本質特征的挖掘與認識，也是在法學學科的主脈絡上發展出來的。這種研究應當是法學的，而非其他學科的，最終應落實到法律規范層面，推動法律規范體系的完善。
以信息文明為研究基點
信息文明是指以信息技術、大數據、機器學習以及人工智能等為依托，以超鏈接以及萬物互聯為特征，以信息的發掘、利用等為內容，以網絡化、數字化和智能化發展為趨勢，顛覆此前的知識體系并重塑新的知識體系和思維方式的一種新型文明。信息文明相較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不是簡單的替代與被替代的關系，而是改造與被改造的關系，是全方位、體系化的重塑。在此基礎上，人們進一步建構符合信息文明的概念范疇和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社會體制。數字法學作為整個社會系統中的法律子系統，以信息文明為主要研究基點，依據其特點從法學角度進行研究。
數字社會運行的本質特征表現為跨域連接、行動自主、數據共享、資源整合和高效協同等多方面，這些特征也在深刻影響自然人、企業乃至國家。人們可能在毫無察覺中受到科技創新的影響或者被技術潛在地影響，新的行為方式、認知方式逐步內化于人們的日常行為和思想觀念之中。互聯網平臺的出現，顛覆了以往的商業模式，技術作為工具和創新動力，成為公司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體現。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現，將人工智能技術從傳統意義上的“邏輯智能”推進至“數字智能”階段，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智能化功能。數字法學致力于研究科技創新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各類風險以及傳統法律關系的變化。比如超大規模的數據匯集可能會對數據安全造成威脅，平臺與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可能更加不對等，以及隱私可能會因新技術、新業態而受到侵害等。
總之，數字法學以信息文明時代的人的行為、法律關系、法律規范和法律文化為研究重點，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抽象、概括并形成自身的體系。
既立足中國又面向世界
數字法學與數字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傳統上，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乃至經濟形態更迭，與其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經濟基礎等無不相關，而數字經濟突破了這些外部約束與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全球發展的同步性與各自差異性。
全球發展的同步性給世界各國帶來了數字技術發展的共性問題，成為各國法律體系建構的重點。例如，在個人信息保護領域，我國的個人信息保護法順應信息時代發展需求，對個人信息處理活動予以規制；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以個體權利保護為主線，加強數字時代個人對其自身數據的自決與控制；美國則延循其隱私權保護脈絡，針對消費者、兒童、醫療、金融等領域的隱私保護予以立法。在數據安全治理領域，我國在制定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等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內容管理、算法治理、人工智能治理等方面的立法；歐盟則推出包括數據治理法、數字市場法、數字服務法、數據法案、人工智能法案等諸多立法。
區別于歐美的發展路徑，為進一步實現數智化技術推動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國從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和數據基礎制度等維度出臺相關政策制度，實現數據安全與數字經濟發展的雙重驅動目標。近年來，面對數字經濟領域的全球問題與人類發展的宏大命題，我國秉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相繼發出《全球數據安全倡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全球數據跨境流動合作倡議》等倡議，胸懷天下安危，共謀全球福祉。
發展路徑的差異性也使得數字法學體現出圍繞國際競爭、國際發展進行比較研究的特色。對此，既要立足我國自身發展的歷史傳統、法律文化、制度脈絡、現實需求等諸多維度，又要比較域外立法之利弊、優劣，建構法律規范體系和自主知識體系，實現價值判斷、底層邏輯和總結規律多重目標。
建構數字法學自主知識體系
知識體系是系統研究事物本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凝練與集成，學科體系是知識體系構建的關鍵環節。建構數字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應著重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科技及其應用與法學之間的關系。數字法學不僅關注科技與法律之間的關系，更關注科技應用與法律之間的關系。法律是調整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行為規范。對于數據治理、算法治理之類命題，仍然是調整相應技術應用而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實踐中，存在缺陷或不良價值導向的技術及其應用可能會侵害人們權益和市場公平秩序，這就要求人們在技術研發、設計等各個創新階段嵌入“技術向善”理念。與此相應，數字法學領域討論的主體、客體與行為等問題均應與技術或技術應用相關，進而規范技術應用、調整技術應用產生的法律問題。
倫理嵌入與法律規則創設之間的關系。在數智化背景下，人工智能的自創生能力與海量數據的引入，使得前端的倫理嵌入具有必要性，否則后端的結論輸出將面對機器基于自我學習而產生的“幻覺”甚至錯誤。尤其是，網絡社交媒體可能成為實施認知域作戰的重要場域，這將對公眾的認知和生產交往等產生全方位的操控。故此，數字法學需針對數智化技術的本質特征，囊括倫理、價值等諸多判斷因素，創設科學的法律規則。
傳統法學問題和數字法學新興問題的區分與聯系。在傳統問題適用和延伸的基礎上，數字法學更應關注獨特的新興問題。比如，傳統的隱私保護規則仍然廣泛適用，但是面對網絡暴力等情形，相應傳播機制和侵害形式會完全不同，因此需要新的解決思路；數字安全既有傳統的安全問題，同時其中的風險更難以有效預測，這就既需要確保數據安全狀態，又需要具有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平臺的出現，顛覆了傳統的企業、組織等概念，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系、競爭和規制等問題變得更為復雜，市場秩序、公平問題則更為重要；自動駕駛汽車的法律責任既應在傳統的民事責任、刑事責任的范疇內進行討論，亦需重新考慮如何分配責任等。總之，只有針對數智化發展中的獨特問題，數字法學才有其獨立的必要與繼續發展的可能性。
數字法學討論的應是系統性問題，而非局部性問題。現有的較多研究較為片面化、碎片化，然而，法學研究的基本態度是，對任何問題的討論均應置于靜態與動態的雙重視域下。比如，數據權利問題既是一個靜態的討論數據歸屬的問題，同時又是一個動態的數據流轉利用與建構數據市場的問題。以絕對動態否定相對靜態，或者以絕對靜態排斥全程動態，顯然都是存在缺陷的。這一點對于尚處于研究初步階段的數字法學而言十分重要。只有系統性、全局性的研究，對于認識事物本質才具有價值，否則充斥著片面討論，數字法學的科學性和研究水準必將受到質疑。只有富于思想性、言之有物和創造性的研究才具有價值，才能使數字法學富有生命力，進而實現科技進步與人類福祉的雙贏。
作者：姚佳，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法學研究所編審。
來源：《光明日報》2024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