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3年的CLSCI期刊發文情況，中國法學創新網在采納法學學術前沿團隊統計報告的基礎上，繼續委托其團隊結合往年法學創新網的統計標準進行了進一步的更新和核定，最終確定了2023年CLSCI期刊發文統計分析系列報告。如發現有數據信息不準確或評價不妥之處，請發郵件至：zgfxcxw@163.com
加強理論實踐的融合共進 構建面向未來的知識產權
——2023年度CLSCI來源期刊知識產權法學發布情況與統計分析
2023年度全年CLSCI來源期刊共刊發論文1877篇。2022年度全年CLSCI來源期刊共刊發論文1861篇，2021年度全年CLSCI來源期刊共刊發論文1884篇，2020年度全年CLSCI來源期刊共刊發論文1938篇。除《中國社會科學》《法學家》《中國刑事法雜志》外，2023年度其他CLSCI期刊均刊發了知識產權法學論文。2023年度知識產權法學論文總計73篇，2022年度為70篇，2021年度為58篇，2020年度為64篇。
（一）年度高產單位
為便于閱讀，僅展現本學科領域發文總量在3篇及以上的單位，詳見下表。
（二）年度高產作者
本領域高產學者的標準是發文量在2篇及以上。據此，本領域高產學者為：華東政法大學王遷教授（4篇），蘇州大學劉鐵光教授（3篇），北京化工大學余俊副教授（3篇），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吳漢東教授（2篇），華中科技大學熊琦教授（2篇），東南大學畢文軒講師（2篇）。
有部分學者因所在單位未在本次高產之列，故在此展示其論文發表情況：熊琦教授在《法學》發表《版權過濾機制的多元屬性與本土生成》，在《法學評論》發表《音樂產業“全面數字化”與中國著作權法三十年》。畢文軒講師在《法律科學》發表《<民法典>視閾下新型網絡服務提供者知識產權侵權責任研究》，在《比較法研究》發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風險規制困境及其化解：以ChatGPT的規制為視角》。
（三）年度領域研究熱點與趨勢
2023年度，知識產權法學CLSCI來源期刊的論文數為73篇，較2022年基本持平（2022年為70篇），約占全年CLSCI來源期刊總發文數量的3.89%（73/1877），但在十四類學科領域中位于第十一位，僅高于環境法學（50篇）、法律史（48篇）、社會法學（26篇），遠低于刑法學（300篇）、民法學（296篇）、法理學（217篇）等傳統法學學科領域。由此可見，知識產權作為新興學科仍需要擴充研究體量，為加快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產權體系提供理論支撐。
從三大權威期刊發文量上看，知識產權法學2023年共發文8篇（2022年為13篇），占法學各學科三大權威期刊上發表法學論文總數的4.52%（8/177），占知識產權法學全年CLSCI來源期刊發文總量的10.96%（8/73）。其中，《中國社會科學》0篇（2022年為1篇）、《中國法學》2篇（2022年為4篇）、《法學研究》6篇（2022年為7篇）。從三大權威期刊發文數量上看，2023年知識產權法學發文數較2022年發文數有較大縮減，但與2021年發文數基本持平。這主要由于2022年《中國法學》與《法學研究》各自通過專題組稿的方式，分別密集刊發了4篇知識產權法學論文。
2023年，知識產權法學發文量最多的刊物為《中外法學》《東方法學》，發表量均為7篇，另有《法律科學》《法學研究》發表量均為5篇。相比之下，2022年發文量前三的刊物分別是：《法學研究》（8篇），《法律科學》（7篇），《現代法學》《比較法研究》《法學雜志》（5篇）。由此可見，知識產權法學暫未出現發文集中于個別CLSCI來源期刊的情形，期刊發表情況較為均衡。
教授與副教授仍舊是知識產權法學CLSCI發文的主力軍。從發表的73篇CLSCI論文的作者身份上看，大多數為教授和副教授獨立發文，共計發文47篇，占知識產權法學科全年發文總數的64.38%（47/73）。包含講師（助理教授、助理研究員）、博士后、博士生在內獨立發文數量相比2022年大幅增加，共計16篇（2022年為8篇），占知識產權法學科全年發文總數的21.91%（16/73），數量分別為7篇、0篇、1篇，具體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浩然（《中外法學》第6期），北京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邊仁君（《中外法學》第6期），東南大學人權研究院講師畢文軒（《法律科學》第5期，《比較法研究》第3期），山東大學法學院助理研究員劉建臣（《中外法學》第5期），浙江工商大學法學院（知識產權學院）講師胡騁（《法制與社會發展》第1期），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鄧文（《政治與法律》第9期），復旦大學法學院講師丁文杰（《東方法學》第5期），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講師魏遠山（《環球法律評論》第6期），杭州師范大學沈鈞儒法學院講師李逸竹（《清華法學》第3期），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博士后唐一力（《法學論壇》第4期），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后吳桂德（《China Legal Science》第1期），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博士后初萌（《China Legal Science》第6期），清華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劉紫微（《華東政法大學學報》第4期），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孫子涵（《現代法學》第1期），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博士生伯雨鴻（《現代法學》第2期）。此外還有2篇合作發文，占知識產權法學科全年發文總數的2.73%（2/73），具體為：清華大學陳天昊教授和博士生蘇亦坡（《法學研究》第1期），西南政法大學黃匯教授和博士生尹鵬旭（《華東政法大學學報》第6期）。
從發文單位上看，CLSCI發文院校排名前三甲分別是：華東政法大學（7篇）、中南財經政法大學（5篇）、清華大學（4篇）。緊隨前三甲之后的是北京大學、北京化工大學、東南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蘇州大學、同濟大學、西南政法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分別發表文章3篇。有28家高校或單位發表了1-2篇CLSCI論文，反映出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機構呈多點分散態勢，具體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西民族大學法學院、杭州師范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吉林大學、江西財經大學、南京大學、南京理工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廈門大學、山東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政法學院、深圳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西華大學、湘潭大學、煙臺大學、浙江工商大學、中國農業大學、中南大學、中央民族大學、重慶工商大學。
回顧2023年知識產權法學科CLSCI期刊刊發的研究成果，存在“熱點分散”的特點，并且密切關注新技術對知識產權體系的影響。反映出知識產權法學是一個具有較高開放性的法學領域，隨著技術不斷發展，需要不斷面對新情況。首先，從發文的熱門關鍵詞上看，隨著上一輪知識產權領域法律的修訂完成，新法下的法律適用成為研究者的興趣話題，呈百花齊放態勢，相對熱門的關鍵詞包括：知識產權侵權責任、平臺責任、版權保護、商標侵權、標準必要專利、數據競爭、數據權益、算法、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其次，從知識產權法學科的各個領域發文數量上看，著作權法領域仍舊數量最多，其余領域的文章數量大致相同，各領域具體數量為：著作權法領域44篇，數據與算法治理領域11篇，專利法領域9篇，與知識產權相關的競爭法領域8篇，知識產權總論領域6篇，商標法領域6篇。具體分述如下：
1.知識產權法總論領域
知識產權法總論領域的研究熱點包括：知識產權訴訟與仲裁、知識產權基礎理論研究。第一，有關知識產權訴訟與仲裁的研究逐漸增多，研究者力圖通過完善爭端解決推動知識產權體系完善，相關論文有4篇：運用雙重差分法對2011年至2020年上市公司數據進行分析，表明我國于2014年底設立的知識產權法院取得了積極的治理實效，通過裁判提升糾紛解決效率及輸出規范資源可以顯著促進企業創新（陳天昊，蘇亦坡）。未來應當積極探索開展知識產權效力爭議仲裁的理論路徑與機制構建（孫子涵）。懲罰性賠償方面，立足后民法典時代，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主觀故意的應然解釋可以涵蓋惡意的實然解釋分歧（倪朱亮）。應當遵循地域限制規則，針對外國法院的“超地域管轄”及其禁訴令，可以在符合地域限制規則的前提下采取禁訴令和反禁訴令予以反制（阮開欣）。第二，知識產權與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關系論述重談，相關論文有1篇：除商業秘密外，反不正當競爭法主要適用于規范商業混淆行為，并沒有全面介入知識產權法的理由（劉銀良）。第三，“網絡服務提供者”主體認定將影響知識產權侵權判斷，相關論文有1篇：《民法典》視閾下新型網絡服務提供者知識產權侵權責任研究（畢文軒）。
2.著作權法領域
著作權法領域的研究數量較多、范圍較廣，涉及著作權法基本理論、權利內容、侵權責任、權利用盡、人工智能技術對版權的影響等話題。第一，研究者密切關注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的版權爭議，圍繞人工智能技術在版權體系中的定位展開研究，相關論文有5篇：再論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在著作權法中的定性（王遷），機器學習的版權規則：歷史啟示與當代方案（李安），通用人工智能視野下著作權法的邏輯回歸——從“工具論”到“貢獻論”（丁文杰），產業視角下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版權保護（初萌），以ChatCPT為代表的生成式AI內容的可版權性研究（鄧文）。第二，平臺責任依然是理論研究的重點，主要包括版權過濾義務和責任承擔兩個視角，相關論文有6篇：版權過濾機制的多元屬性與本土生成（熊琦），短視頻平臺強制性版權過濾義務的質疑與責任規則的優化（劉友華，李揚帆），網絡服務提供者間接侵權責任的重新思考——以重大體育賽事節目版權保護為例（唐一力），提供“深層鏈接”行為侵權責任之構成要件分析——兼評《尼莫論版權》鏈接侵權責任理論（劉鵬）。并有學者認為平臺治理導致的私人執法算法化造成了對版權公共領域的侵蝕，應當設置配套制度約束算法私人執法（焦和平）。結合當前對于“守門人”和合規治理的理論制度探索，應當構建讓大型網盤平臺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機制（周輝）。第三，主要關注著作權法基本理論的論文有3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料表明了中國原生著作權思想體系的發展過程，為回避“作”“述”之別而創設的“著作”的概念，逐漸衍生出新型創作物的內涵，最終轉化為一個新的客體范疇（余俊）。司法踐中法官需要借助“人像”，運用人格化判斷標準作出侵權認定。然而著作權法中的人像表達繁多、內涵相異，應當重構人像標準（胡騁）。審美能夠以特定方式作用于作品獨創性，審美邏輯是著作權法的內在邏輯（王國柱）。第四，主要關注權利歸屬的論文有1篇：“署名”應限于表明作者和表演者的身份，其他民事主體試圖表明自己為權利人的權利聲明和標記并不是“署名”，不能直接適用“署名推定”（王遷）。第五，主要關注權利內容的論文有4篇，分別針對廣播組織權、使用者權、表演者權、保護作品完整權：廣播組織權在著作權法中被規定為財產性民事權利，應當被解釋為具有許可權能（王遷）。不應創設“使用者權”，應將視角轉向司法中的個案平衡，輔以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外部資源（李揚）。智能化數字錄制和傳播技術的廣泛應用，使得表演者難以有效控制其表演節目的傳播和利用，應當加強表演者精神權利保護，發展表演者權集體管理機制，加強表演者權利管理數字化建設（張利國）。數字技術下“作品體現人格”為前提假定的著作人格權理論預設越發脆弱，保護作品完整權功能流變，應當認可保護作品完整權的功能或被名譽權替代，或被改編權、復制權替代，待時機成熟時通過修法予以廢除（易玲）。第六，作品類型的立法表述有所變化，有2篇論文關注該問題：應該適用類比推理的裁判方法，不應擴大解釋例示類型作品的概念將非例示類型作品納入其中保護（劉鐵光）。作品類型作為示例性規范，并不具有限定作品表達范圍的功能。應當秉持作品表達整體保護觀（朱冬）。第七，主要關注NFT數字作品、古籍點校、音樂作品、體育賽事等不同行業的論文有7篇，聚焦于不同作品的特殊性，構建提供完整保護、激勵作品流通的制度規則：論NFT數字作品交易的法律定性（王遷），古籍點校科學版本的鄰接權保護（彭學龍），NFT數字作品的法律屬性與交易關系研究（李逸竹），重混創作著作權保護的爭議分析與調和路徑（劉建），音樂產業“全面數字化”與中國著作權法三十年（熊琦），著作權法如何應對Web3.0挑戰：以視聽內容為樣本（曹博），我國體育賽事視聽信息的知識產權保護模式（張新鋒）。第八，主要關注權利例外的論文有1篇：討論數字商品再轉讓的合法性以及數字網絡環境下著作權權利用盡原則的適用（吳桂德）。第九，討論民事刑事保護銜接的論文有1篇：應通過《刑法》對侵犯著作權罪采空白罪狀的立法模式以及刪除《著作權法》有關保護專有出版權與“冒名”的規定化解著作權民刑保護之間的法域沖突（劉鐵光）。
3.商標法領域
商標法領域的研究涉及商標本質理解、商標注冊制度完善、間接侵權、地理標志保護等話題，研究主題較為分散。第一，如何理解商標本質、商標觀念和商標法法律事實，是推動商標法研究的基礎，相關論文有3篇：語境具有確定商標符號意義的功能，提高商標法的確定性必須運用以語境為核心的語境論方法（王太平）。縱觀世界各地商標觀念的形成，大抵遵循物本和人本兩條進路（余俊）。應凸顯以“商”為中心的商標產權制度，并信守以“標”為界限的商標注冊制度（余俊）。第二，關注商標惡意注冊的論文有1篇：惡意商標雖然能取得權利外觀效力，但經無效宣告制度補正后可能產生權利終止的效果；即便部分惡意商標轉化成無爭議商標，其使用也應受到法律規制（吳漢東）。第三，關注地理標志保護的論文有1篇：我國地理標志統一立法應采產品保護模式，在質量治理體系下把現行專門制度整合為專門法，并將地理標志從私法中剝離出來，使地理標志商標保護退出產品領域并回歸商業標記制度（王笑冰）。第四，關注商標間接侵權制度的論文有1篇：加強間接行為、主觀故意和直接侵權的學理闡釋和司法適用，對間接侵權人單獨適用懲罰性賠償應當堅持避免全面賠償和有限重復懲罰兩項原則（蔡元臻）。第五，關注商標民事保護和刑事保護關系的論文有1篇：商標保護民刑之間銜接的基本準則應當是，商標犯罪的成立應以“雙相同”商標侵權的存在為前提，商標犯罪的認定應貫徹商標法對囤積商標的治理精神（劉鐵光）。
4.專利法領域
專利法領域的研究主題較分散，既有關注特定技術領域的，也有關注特定專利權行使行為的。第一，關注專利基礎邏輯和權利范圍的論文共有3篇：倫理審查是專利授權審查的重要環節，但在高新技術產業利益驅動下卻出現了“倫理最小化”思潮，應當通過專利授權倫理審查機制的精細化設計與規范化運作予以化解（劉鑫）。以“被告證明爭議特征被放棄”作為適用等同原則的例外，能兼顧專利權保護與競爭者信賴利益保護（劉紫微）。專利公開是一個以創新為起點、以技術擴散為連接點、以社會福利為依歸的完整鏈條。專利公開通過排他利益與技術公開的人為安排架構了技術創新與技術擴散的雙向循環機制（伯雨鴻）。第二，主要關注專利許可行為的論文共有2篇：中國學界中主張專利獨占許可對世效力的新興學說正在逐漸動搖并改變傳統債權說長久以來的通說地位，但新興學說存在一系列弊端，專利獨占被許可人必須重返其合同債權人的法律地位（張軼）。標準必要專利搭售許可行為的反壟斷違法性判斷，應適用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判定的一般分析框架及結構性合理原則，采用“綜合分析法”對標準必要專利必要性、標準替代性、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外部環境以及決策牽制等因素進行綜合分析（鄭倫幸）。第三，主要關注專利非實施主體的論文共有1篇：現行救濟規則呈現出明顯的補償過度傾向，極易導致非實施主體和低質量專利問題惡化，應予以修正（邊仁君）。第四，關注特定技術領域的論文共有3篇，分別涉及人工智能生成、基因編輯、軟件源代碼：人工智能生成技術方案的可專利性及其制度因應（楊利華），基因編輯植物法律規制的困境及出路（蔣莉），軟件源代碼強制披露制度建構的中國方案（張韜略）。
5.與知識產權相關的競爭法與商業秘密法領域
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競爭法問題，集中在對互聯網不正當競爭行為、平臺責任、數據抓取等問題的研究。第一，“搭便車”問題的法律定性得到重述，相關論文共1篇：“搭便車”可以成為裁判標準，但應當限定其適用范圍、壓縮其適用空間，其適用不能抵觸相關法律的立法政策（孔祥俊）。第二，主要關注數據競爭的論文共2篇：“基于風險的方法”在網絡數據治理中得到廣泛應用，利用該方法規制數據抓取技術具有正當性與可行性（饒傳平）。應參考日、韓等國的數據保護競爭立法經驗，構建更嚴密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商業數據專條（魏遠山）。第三，主要關注商業秘密問題的論文共有3篇：商業秘密制度不具備信息歸屬的分配效能，本質上作為一項防御性權利，禁止一切不法私力侵害。故無法類推適用知識產權規則進行漏洞補充，應參照民法占有制度，將商業秘密權利人界定為信息的合法控制者（張浩然）。頭腦知識的范圍須依據要素判斷法作出綜合認定，侵犯商業秘密的頭腦知識抗辯應以職工行為合法、正當為核心，且應限于自主創業或在新單位正常履職所需這兩種情形（梁志文）。育種創新主體可靈活選擇植物新品種權或者商業秘密或者兩種配合使用，為育種創新成果提供有效保護（李菊丹）。
6.數據與算法等新興領域
在數據與算法治理領域，研究呈多點噴發態勢，數據與算法治理領域的論文在研究主題、分析思路、觀點結論上具有較強散發性，既反映出數字法治領域的復雜性，又體現出相關研究者的前沿性，共有12篇論文。其中，數據賦權的體系構建、數據流通與數據權益保護是熱門話題。有關數據與算法治理的論文包括：數據財產賦權的立法選擇（吳漢東），新酒入舊瓶：企業數據保護的商業秘密路徑（崔國斌），通過網絡平臺專有權實現對企業數據權益的保護（吳偉光），數字經濟時代數據產權結構及其制度構建（馮曉青），論算法備案制度（張吉豫），生成式人工智能風險治理元規則研究（商建剛），公共領域視野下的數據共享問題研究（黃匯，尹鵬旭），論數據產品的權利配置（劉維），數據流通利用語境下個人信息財產利益的實現路徑（呂炳斌），數字時代數據產權的理論證成與權利構造（陳星），從排他到獲酬：芯片設計賦權模式的變革（劉建臣）數字平臺自我優待的法律規制（劉曉春）。
7.小結與展望
觀察2023年知識產權法領域的法學核心期刊發文，各位研究者在不同領域都提出了不斷推進的理論研究成果。展望2024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相繼修改的大背景下，技術發展對知識產權基礎理論和具體制度的影響仍待深入研究。相信我國知識產權學界已有的成果積累可以為“面向未來的知識產權”提供足夠的理論支撐，加快推進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堅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