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3年的CLSCI期刊發文情況，中國法學創新網在采納法學學術前沿團隊統計報告的基礎上，繼續委托其團隊結合往年法學創新網的統計標準進行了進一步的更新和核定，最終確定了2023年CLSCI期刊發文統計分析系列報告。如發現有數據信息不準確或評價不妥之處，請發郵件至：zgfxcxw@163.com
生態環境法典編纂穩步推進 “雙碳”目標法治體系雛形初現
——2023年度CLSCI來源期刊環境法學發布情況與統計分析
2023年度全年CLSCI來源期刊共刊發論文1877篇。2022年度全年CLSCI來源期刊共刊發論文1861篇，2021年度全年CLSCI來源期刊共刊發論文1884篇，2020年度全年CLSCI來源期刊共刊發論文1938篇。除《中國社會科學》《中外法學》《法學家》《法律科學》《政法論壇》《當代法學》《中國刑事法雜志》《法學雜志》外，2023年度其他CLSCI期刊均刊發了環境法學論文。2023年度環境法學論文總計50篇，2022年度為74篇，2021年度為45篇，2020年度為49篇。
（一）年度高產單位
為便于閱讀，僅展現本學科領域發文總量在2篇及以上的單位，詳見下表。
（二）年度高產作者
本領域高產學者的標準是發文量在2篇及以上。據此，本領域高產學者為：復旦大學李傳軒教授（5篇），中國法學會/中國政法大學呂忠梅教授（4篇），武漢大學秦天寶教授（2篇），武漢大學占善剛教授（2篇），華南理工大學劉長興教授（2篇），深圳大學陳貽健教授（2篇），上海海事大學王慧副教授（2篇）。
另外說明的是，武漢大學占善剛教授另有1篇論文歸入民事訴訟法學領域，為《法學論壇》發表《當事人缺席的基本性質與科學規制——基于比較法上的分析》。
（三）年度領域研究熱點與趨勢
2023年，CLSCI來源期刊共發表50篇環境法學領域論文，相較2022年有所下降（2022年為74篇），約占全年CLSCI來源期刊總發文總量的2.66%（50/1877）。從法學學科總體來看，環境法學論文與其他法學學科發文量存在較大差距，在十四類學科領域中位居第十二位，僅高于法律史（48篇）和社會法學（26篇），遠低于刑法學（300篇）、民法學（296篇）、法理學（217篇）等傳統法學學科領域。其中，三大權威期刊僅《中國法學》（4篇）和《法學研究》（2篇）共發表6篇環境法學相關論文，約占三大權威期刊發表法學論文總數的3.4%（6/177），約占環境法學全年CLSCI來源期刊發文總量的12%（6/50）。除《中國社會科學》《中外法學》《法學家》《法律科學》《政法論壇》《當代法學》《中國刑事法雜志》《法學雜志》外，2023年度其他CLSCI期刊均刊發了環境法學論文。
2023年，在CLSCI期刊上發表環境法學論文的各家科研單位中，武漢大學獨占鰲頭，共發表7篇；復旦大學次之，共發表5篇。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中國法學會、中國政法大學各發表3篇，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上海海事大學、華東政法大學、上海財經大學、深圳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各發表2篇。從發文的整體情況來看，各單位在CLSCI期刊刊發環境資源法學論文呈現出以下特征：其一，除高產單位以外，其他院校發文數量差異較小，多為1至2篇。其二，囿于學科特點，傳統法學院校在CLSCI期刊上刊發環境資源法學論文整體數量較少，但仍呈現出一種積極良好的發展勢頭，部分非傳統“五院四系”院校如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上海海事大學、深圳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的實力不容小覷。
2023年，在CLSCI期刊上發表環境法學論文的作者共38名。從發文的作者構成來看，絕大多數為教授和副教授獨立發文，2023年度僅有1篇論文為合著。相較2022年，2023年環境法學獨立發表論文的特征進一步凸顯。李傳軒副教授以5篇發文量成為2023年環境法學最高產作者，呂忠梅教授以4篇發文量緊隨其后。此外，秦天寶教授、占善剛教授、陳貽健教授、劉長興教授與王慧副教授分別發表2篇論文（占善剛教授另有1篇論文歸入民事訴訟法學領域）。2023年度僅有1篇博士生以獨作或第一作者的身份發表的論文。但總體而言，環境法學科的研究隊伍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學者各擔使命、薪火相傳的局面，環境法學科的發展后勁十足。
2023年，我國積極鋪設環境（生態環境）法典的編纂工作，生態文明建設邁上新臺階；同時依舊穩步推進經濟社會全面綠色低碳轉型，以綠色發展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基于此，2023年中國環境法學研究主要聚焦于環境法典編纂、“雙碳”目標法治體系構建、生態環境損害救濟相關問題研究、綠色治理機制完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推行、環境司法研討、環境公益訴訟反思與優化、黃河流域生態法治建設、自然保護地與國家公園治理體系完善以及環境質量標準作用厘清等主題。各主題具體研究總結如下：
1.環境法典編纂
呂忠梅對環境法典編纂相關問題進一步深入研究，文章指出，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需要加強環境法典編纂研究。從黨的十八大到黨的二十大，生態環境法律體系得到重構，生態環境制度體系得到重整，生態環境執法司法得到重塑，生態環境法治保障和促進環境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能力得到極大提升，為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作出了積極貢獻。在此背景下，我國有必要加快環境法典編纂研究步伐。具體而言，環境法典編纂應以“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為哲學基礎，定位于“領域型”法典，采取實質性、適度化編纂模式，依據可持續發展邏輯展開。結構體例可設置為總則編、污染控制編、自然生態保護編、綠色低碳發展編以及生態環境責任編。就環境法典應采取的編纂模式而言，多位學者支持適度法典化理論。曹煒認為，“適度法典化”理論應貫穿整個環境法典生命周期。在明確應當被納入法典的立法以及不應當被納入法典的立法的前提下，妥善安置位于兩可之間的單行立法；在確保法典內在體系的統一性和完備性的前提下，形成適度的外部體系效益；在維護法典穩定性和安定性的前提下，遵循特定的規律發展和完善法典。程飛鴻認為，有必要從立法論和解釋論的角度厘清環境法典的適度法典化。在規范進入法典、規范表達、規范解釋三個維度，明確立法的限度、規范的尺度和解釋的適度。要具體分析哪些領域可以保持一定的空間，追求法典的靈活性，哪些領域要有足夠的定式，契合法典的穩定性。羅麗認為，我國環境法典應采取“適度法典化”的實質性法典編纂模式，明確先編纂總則編再編纂各分則編的“兩步走”立法步驟，選擇性運用“提取公因式”方法以及構建兼具體系性與邏輯性的中國特色體系。此外，吳凱杰就環境法典編纂契機，指出要厘清環境健康制度的價值定位并實現體系化完善。環境法典環境健康條款應當重點建立分類確定保護級別制度以及全過程風險評估與管理制度，并采用“總則共通性規定+分則特殊性規定”結構，綜合協調現行環境法制度的“目標——手段——執行”規制結構。陳偉強調環境法典編纂過程中對生態環境標準規定，應根據“提取公因式”模式在總則中規定生態環境標準的總體或共性內容，根據不同生態環境標準的適用領域，在污染防治編、自然保護編、低碳發展編和生態環境責任編中分別做進一步完善的制度規定。
2.“雙碳”目標法治體系構建
陳貽健探討了國際氣候變化法體系化的相關問題，文章指出，體系化是國際氣候變化法發展和完善遵循的內在邏輯。同時強調，面對國際氣候合作遭遇的政治僵局，應采取《巴黎協定》下形成的以國家自主貢獻為中心的雙重義務模式。徐祥民揭示了氣候共同體責任分擔的法理基礎，氣候共同體建設的基本法理應是“各盡所能、能者多勞”。氣候共同體成員間分配應對氣候變化責任的依據應當是成員國家“各自的能力”。高琪則具象化地探究了氣候變化應對類ESG訴訟的對策與路徑。秦天寶從雙階理論出發對碳排放權的法律屬性及規制進行了研究，認為碳排放權制度應當從突破涉碳糾紛單一救濟路徑依賴、建立公私主體協力共治的保障機制等方面進行完善。魏慶坡也提出以雙階理論為視角對碳排放權法律屬性定位進行反思，將碳排放權運行中的配額流轉階段確立為前階公法屬性和后階私法屬性的法律構造。陳海嵩立足“雙碳”目標下的企業環境合規及法律機制構建，認為企業環境合規能夠化解“雙碳”目標下企業環境治理法治化困境。可從三個方面加以推進，一是構建適應“雙碳”目標的企業環境合規計劃；二是建立環境行政監管執法中的企業合規裁量；三是完善環境刑事司法中的企業合規審查。李傳軒探討了消費者碳責任的承擔問題，應從低碳消費理論、氣候正義理論以及“三重失靈”理論等層面來對消費者碳責任進行證成。采取碳中和專項立法與關聯法律協動立法相結合、柔性責任與剛性責任相結合等模式，并從購買、使用和廢棄物處置多環節以及全過程來構建消費者碳責任的規范體系。馮帥關注農業面源污染防治中碳匯制度的構建，指出推動減污、降碳協同增效是破除農業面源污染防治瓶頸的著力點。以“農業面源污染防治——固碳”和“農業面源污染防治——碳匯交易”兩項子制度為外在呈現，引入自然固碳、技術固碳和碳匯市場等內容，通過制度解構、整合與互補，形成多層級的碳匯制度系統。曹明德倚靠社會系統論考究了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法律對策，指出社會系統論是考察、形塑雙碳法律體系的最佳理論工具。為了完善雙碳法律體系，不僅應當遵循社會系統論的雙重轉譯邏輯，以雙碳目標為引領及時制定綜合性應對氣候變化法，還應當以重點領域為抓手有序健全雙碳目標相關單行法律。同時，應當注重促進政治系統和法律系統的良性結構耦合，并充分尊重雙碳法律體系的功能有限性。
3.生態環境損害救濟相關問題研究
馬騰檢視與重構了生態環境民事救濟制度，指出生態環境民事救濟制度應形成“預防性救濟與補救性救濟并重”的民事救濟格局，并通過厘定生態環境風險的范圍來消解生態環境民事救濟制度內部結構失衡的問題。劉長興探究了民法綠色原則解釋的方向與路徑，以期通過綠色原則解釋發展和完善民法中環境保護相關制度，完成民法綠色化變革。胡靜嘗試從比較法角度廓清生態環境損害救濟的行政主導實質，從而啟示我國生態環境損害救濟方式的順位和司法救濟具體制度設計應遵循有利于行政機關發揮作用的原則。王慧依托時事熱點，分析了核廢水排入海洋的環境損害賠償。此外，眾多學者對生態環境損害懲罰性賠償制度展開了研究。高利紅指出，生態環境損害懲罰性賠償應采用嚴格審慎適用原則。何江認為，生態環境侵權懲罰性賠償應當確立和踐行“公益審慎、私益擴張”的二元適用原則。并通過實體層面的過錯要件、賠償基數的二元重塑與關聯責任統籌，以及程序層面的證明標準梯度化建構與內外部程序協調，型塑出回應社會需求、契合立法目的且具整體解釋力的懲罰性賠償二元體系。劉長興強調生態環境損害懲罰性賠償應當基于其公法定位展開。張輝就生態環境損害懲罰性賠償金數額的計算基數問題指出，應參照生態環境行政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合理認定，暫時不宜以期間服務功能損失賠償數額作為基數計算生態環境損害懲罰性賠償金數額。
4.綠色治理機制完善
李傳軒分別從上市公司、商業銀行、企業破產、中國鄉村振興四個維度進行綠色治理機制的構建與完善。對于上市公司而言，應從公司法和環境法兩個維度生成綠色治理理念，對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等治理機構進行綠色化改造與設計，創新構建公司決策、信息披露和激勵約束等方面的綠色治理機制。對于商業銀行而言，應當破除當前商業銀行主要承擔倫理責任的觀念誤區和理論實踐困境，拓展軟法責任以及創設硬法責任，從公法與私法兩方面對商業銀行的環境法律責任體系進行重構。對于企業破產而言，應當形塑綠色破產法理念，并結合公共政策考量內容和實質性公平原則要求，從債權形成的時間和原因、債權保護利益的性質、債權產生的主觀方面以及債權人自身情況等四個維度對各類環境債權的優先受償性進行檢視和論證。就中國鄉村振興而言，應形成主體多元、規范多元和形式多元的多元共治生態法治機制，構建中國鄉村生態法治新體系。葉榅平則探究了可持續金融實施范式從CSR到ESG的轉型，指出我國也應積極響應，推動可持續金融從政策驅動向依法治理轉型。
5.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的推行
呂忠梅依照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展開對環境法學理論創新與環境法價值論的論述。從“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創新環境法律關系理論與法律體系理論，確立以人民為中心、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守住自然生態安全邊界的價值評價標準，構建由可持續發展目的性價值和生態安全、代際公平、種際和諧等工具性價值共同構成的環境法價值體系。張璐提出了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法律協同觀，認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法治體系的構建，需要對生態利益完整回應與表達，而生態利益需要通過法律與黨內法規的協同、傳統法律部門與環境法的協同、單個環境要素立法與系統性環境立法的協同予以實現。
6.環境司法研討
張忠民概述了中國環境司法的能動協同現象，并剖析了其形成發展的邏輯。中國環境司法呈現出審前有限能動、審理適度能動和審后積極能動的能動現象，且其鑲嵌于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法體制中，又顯現出政治引領、行政觀照和法院主導的程度各異的協同現象。對其深入研究發現，該能動協同現象形成于中國特色的黨政邏輯，發展于中國社會的改革邏輯。侯明明細化分析了法院實施生態文明公共政策的典型方式與功能發揮，并提出目前其功能發揮存在局限，有待多種路徑予以補強的觀點。
7.環境公益訴訟反思與優化
趙俊探究了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中行政機關履職的判斷標準，表明應選擇行為標準作為判斷標準。李丹闡明了進行預防性環境公益訴訟規范構造必要性，并指出在積極拓展預防性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同時，也應當穩妥界分其演進路徑。
8.黃河流域生態法治建設
周珂闡述了引入整體性思維創新黃河流域生態保護體制機制的必要性，指出還原論形成的黃河治理傳統思維和模式已無法適應黃河流域生態保護的需要。劉志仁重點就黃河流域生態環境協同治理司法協作機制建構展開了論述。通過重塑司法協作理念，健全司法協作機制的法律及其制度體系，統一司法行政發展規劃，設置和調整司法機關，達到黃河流域生態環境協同治理司法協作的目的。
9.自然保護地與國家公園治理體系完善
杜群審視了我國自然保護地體系政策框架，指出參照“保護地范式”規范要素體系，我國自然保護地體系政策框架存在規范建構和內涵缺失的問題。需要倚靠法制進程的規范調適，明晰自然保護地分類中有關保護目標的“基礎性”和“優位性”的基本認識，補充保護地類別、納入風景名勝區，在功能分區模式轉變中設定禁限管控措施的空間約束標準等予以完善。劉彤彤探究了國家公園建設的制度因應和完善，認為國家公園制度體系應基于空間視角所構建，實現空間資源合理配置和空間權有效保障等目標。
10.環境質量標準作用厘清
劉靜研究了規制工具對環境質量目標實現的影響，其指出應通過整合環境規制工具，改革環境質量設定的目標，以實現規制目的。尤明青探討了環境質量標準在環境污染侵權責任認定中發揮的作用。其指出從規范的角度分析，環境質量標準不可用于認定環境污染侵權責任。但從事實的角度分析，環境質量標準對于認定環境污染侵權責任能夠發揮有限的證明作用。
11.其他環境法問題研究
秦天寶論述了中國環境法學的社會理論進路對環境法教義學進路的補充與完善，指出二者互補余缺、適度結合，能夠構建中國環境法學研究的多元格局。王慧探究了個人環境保護義務的實現進路，表達了社會規范和社會架構是個人環境保護義務實現的重要進路的觀點。牛英豪提出了“智慧生態人”這一新概念，以求應對元宇宙時代的來臨給生態文明法治建設帶來新的機遇與挑戰。董正愛嘗試從“硬法——軟法”的法理基礎出發，構建環境風險規制的二元法構造模式。鈄曉東立足熱點，討論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數據安全風險及回應型治理，強調了我國應當加強非傳統安全領域法治建設，積極參與塑造非傳統安全風險治理的國際規范。
12.小結與展望
觀察2023年環境法學領域的法學核心期刊發文，可以發現中國環境法學學界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領下，深刻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加快環境法典編纂研究步伐，進一步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為實現“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智慧和力量。與2022年相比，環境法典編纂與“雙碳”目標法治體系構建依舊占據環境法學科研究的主體地位。生態環境損害救濟、綠色治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環境司法、環境公益訴訟、黃河流域生態法治、自然保護地與國家公園治理、環境質量標準等制度的構建與完善也是2023年的重點研究議題。此外，適度法典化理論、德國雙階理論、系統科學項下的協同理論，也得到了環境法學界的廣泛關注。2023年9月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明確提出“積極研究推進環境（生態環境）法典和其他條件成熟領域的法典編纂工作”。可以預見，環境法典編纂、環境法律規范間的協調適用將繼續成為2024年的研究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