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涉外法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涉外法治建設既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長遠所需，也是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的當務之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將“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在法治軌道上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則之一，對加強涉外法治建設、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作出重要工作部署。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是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涉外法治保障的關鍵舉措。
國際規則是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的法治之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聯合國憲章》確立了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現代國際法原則和規則。在此基礎上，國際社會形成了一套龐大的規則體系。盡管許多規則還有待完善，但它們為戰后幾十年的國際秩序穩定奠定了法治基礎，彰顯了國際規則在減緩國際緊張、預防沖突和促進合作等方面，以及在應對環境、糧食、人權、難民、氣候變化、自然災害等問題時，發揮了廣泛而積極的作用。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全球性問題加劇，不是因為《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過時了，而恰恰是由于這些宗旨和原則未能得到有效履行。
近年來，某些國家粗暴干涉別國內政，謀求霸權、維護霸權、濫用霸權，大搞顛覆滲透，動輒發動戰爭，貽害國際社會。作為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和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中國可以在各類國際平臺凝聚共識性力量，推動完善保障《聯合國憲章》不受侵犯的規則和機制，推動制定反制裁、反干涉、反“長臂管轄”等普遍性規則，健全國際爭端解決與風險防范機制，為中國式現代化和全人類的發展營造和平穩定的法治環境。
國際規則是國際制度構建的依據和載體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數百年來列強通過戰爭、殖民、劃分勢力范圍等方式爭奪利益和霸權逐步向各國以制度規則協調關系和利益的方式演進。現在，世界上的事情越來越需要各國共同商量著辦，建立國際機制、遵守國際規則、追求國際正義成為多數國家的共識。隨著武力和強權在國際法上喪失合法性，國際規則越來越成為國際制度構建的重要依據和載體。不論是聯合國等普遍性、綜合性國際組織，還是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專門性、區域性國際組織，均需要在和平協商的國際規則基礎上進行構建。
由于歷史原因，中國在國際制度構建領域長期處于被動地位。改革開放前，中國加入的國際組織較少，參與能力有限。改革開放后，中國加入了幾乎所有的普遍性國際組織，在很多重要國際組織中積極發聲，顯著提高了國際制度構建的參與程度。新時代新征程，中國主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提出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平等成員，理應平等參與決策、享受權利、履行義務；要賦予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更多代表性和發言權等。
目前，中國在國際規則與制度構建領域的參與度不斷拓展，為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和法治化注入了新動力。圍繞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已與一百五十多個國家、三十個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建立了以亞歐非大陸為重點、面向全世界開放的區域合作機制，還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國際公共產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被寫入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等諸多決議中，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國際支持。
在參與國際規則制定中展現國家實力與擔當
隨著人類活動領域的擴大與深化，國際法現有規則的覆蓋面不足及碎片化等問題日益突出。但是，普遍性國際規則的制定涉及復雜的國際造法進程，需要取得絕大多數國家的同意。不同國家介入國際造法進程、影響國際規則內容的能力存在差別。全面深化改革以來，我國綜合國力顯著提升，更有能力及時發現國際治理中的新趨勢、新問題，有責任進一步積極參與各類國際規則的制定和完善，參與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
第四次工業革命背景下，科學新技術層出不窮。我國的網絡基礎設施領先，信息技術創新活躍，人工智能技術快速發展，有能力參與引領全球科技治理，可以在相關國際組織推動建立有關新興科技議題的造法工作組，積極推動構建符合各國共同利益的科技新標準、新規則。與科技發展相伴隨，人類不斷在深海、極地、月球和外太空創造出國際治理新疆域，但基于認知差異和利益偏好等原因，尚未能在新疆域治理中實現普遍合作。我國在海洋深潛、極地科考、航空航天等領域均有全球領先的探索，有能力參與引領國際新疆域治理，可以積極推動建立健全相關國際合作機制，完善新疆域治理的國際規則。
當前世界在公共衛生、恐怖主義、金融壟斷、氣候變化等領域還不斷面臨著新情勢、新問題。在應對其他各類復雜問題的領域，中國的能力也在迅速增長，可以積極參與引領國際規則重塑，在國際機制改革和完善中貢獻更多中國智慧，推動國際治理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作者：羅歡欣，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2024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