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強調：“加強涉外法治工作，建立涉外工作法務制度，加強國際法研究和運用，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發布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20年工作要點》明確要求“加強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為我國參與全球治理提供人才支撐”。晚近，習近平總書記在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強化大學建設同國家戰略目標、戰略任務的對接，……努力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為培養更多杰出人才作出貢獻。西南政法大學秉持“心系天下、自強不息、和衷共濟、嚴謹求實”的西政精神，主動對接國家全面對外開放戰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自覺服務國家高水平“走出去”和高質量“引進來”的政策要求，堅持守正創新、突出特色發展，化區位劣勢的危機為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契機，主動求變，迄今已探索出一套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新模式。但與國家戰略和時代發展的需求相比，當前的培養模式業已漸顯困境，亟需突圍脫困之策。
一、守正創新：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四輪”驅動 為積極回應國家和地方發展需求，貫徹落實國家、教育部關于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要求，西南政法大學在堅守傳統法學本科教育體系的基礎之上積極創新，一方面守正，即按照“1+10+X”的法學專業人才培養方案落實法學本科教學要求，另一方面則進一步通過雙學位、聯合學士學位和中外合作辦學等途徑為突破口，進行涉外法治人才的模式創新，迄今已形成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四輪驅動”的基本格局。 （一）開設卓越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實驗班 2013年，為深化高等法學教育教學體制改革，探索建立更為完善的法律職業人才分類培養機制，西南政法大學獲批三個教育部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基地。同年，為貫徹《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員會關于實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劃的若干意見》，實施西南政法大學與商務部條約法律司簽訂“校司合作協議”，協同創新建設“教育部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養基地”，經學校批準，西南政法大學首屆卓越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實驗班開設。該實驗班定位高端，采取“精英教學”模式，按照優中選優的標準在全校法學本科新生中進行二次遴選，歷經“書面考試+英語面試”的組合選拔程序后，在全校500多名本科學生中僅遴選約30人組成。該班集聚了西南政法大學法學本科新生最優秀的人員，按照“一流學生+全校資源+特殊培養”的組合模式進行培養，歷經8年時間的磨礪，該班業已成長為西南政法大學本科層次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拳頭”品牌。該班在培養模式的創新方面，可概括為四大元素： 一是強化外語元素。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實驗班在本科階段即引入外教課程，推廣全英文教學模式。每年開設外教課《外國法專題》，邀請歐美合作高校教授授課，長短期授課方式相結合。與此同時，相應配套學校全英文課程建設，目前，學校已經立項建設8門全英文課程，并將以此為基礎夯實全英文授課模式。 二是強化實務元素。實務教育是西南政法大學辦學特色之一。實驗班所依托的國際法學院積極推進實務導師參與課堂教學環節，一方面由實務導師通過案例教學法獨立授課；另一方面開設“雙師同堂”模式，由實務導師和校內教師同堂配合，線上線下，國內國外，互動教學；再一方面積極舉辦系列實務講座、涉外實驗班系列講座，充分發揮實務導師專長。 三是強化涉外元素。學校采取“走出去”、“引進來”相結合的模式，與歐美國家高校協同創新。每屆實驗班學生均有赴國外開展為期一至三個月的海外課程項目的機會，借助“走出去”的窗口期，學生可更全面地體驗國外學習的經歷，拓展視野，感受純粹和地道的國際法律研修經歷。不僅如此，學校也通過面向外國學生開放的夏令營，積極對優秀的海外學生“引進來”，與涉外實驗班學生進行結對學習，全方位突破語言、法律知識方面的局限。通過高質量走出去、高水平引進來，讓涉外法治人才實驗班在培養過程中真正嵌入“涉外”元素，解決傳統上僅在國內“封閉”培養涉外法治人才的弊端。 四是強化創新元素。實驗班開展特色學生活動，建立由實驗班學生自編自刊的全英文專業學術期刊。據悉，該學術期刊也系全國范圍內首份由學生完全自主編排、審稿和出版的英文學術刊物。這樣的辦刊經驗和平臺為實驗班學生的創新提供了歷練的機會，有效地培養了學生的批判思維，強化了學生的創新意識。與此同時，涉外實驗班還主動創辦了國際青年對話活動，圍繞當前國際法律熱點問題，與來自歐美國家的留學生展開富有成效的對話，不僅培養了學生的學術自信和民族骨氣，而且也將該對話活動打造成為外國優秀青年學子了解真實中國，理解中國立場，觀瞻中國學子的重要窗口。通過對話活動，極大地改變了外國青年留學生對中國學生和中國文化的傳統認知。此外，西南政法大學還依托國際法學院的碩士研究生導師和博士生導師，按照“1+3”的方式為該實驗班學生配置指導教師，即每3名實驗班學生就配置1名導師，并要求學生在導師指導下參加學校的“創新創業”項目，至少每一位學生確保主持或主研一項創新項目。以此方式，實驗班學生享受了碩士研究生的創新待遇，對于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產生了較好的效果。 （二）獲批建設“本-碩”中外合作辦學項目 西南政法大學分別與英國考文垂大學和美國凱斯西儲大學進行合作辦學，與前者合作舉辦法學本科教育，與后者合作舉辦國際商法與爭端解決方向的法律碩士教育。這兩個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構筑起西南政法大學中外合作辦學的兩大核心，西南政法大學也因此成為西部唯一承辦法學學科中外合作辦學雙學位項目的高校。 西南政法大學2014年經教育部批準與英國考文垂大學合作舉辦法學本科教育，該項目按照“一體兩校四年制”的模式進行中英雙語雙法的培養。具體而言，該培養方案由兩校聯合統一制定，嵌入雙方法學本科教育必修課程和選修課程，同時增大對英國法律體系和法律技能的學習。項目班在具體實施中采取“3+1”的培養方式，即3年在國內，最后1年在英國考文垂大學進行接力培養，完成培養方案的學生將獲得兩校的兩個法學學士學位。該項目的突出特色是，英國考文垂大學有長期派駐西南政法大學的教師和博士生代表，與學生之間進行無障礙的實時溝通，并有許多富有特色的英國法沙龍，以潤物無聲、持續不間斷的方式對學生進行純正、地道和專業的英美法交流與研習。 西南政法大學還于2017年經教育部批準與美國凱斯西儲大學合作舉辦“國際商法與爭端解決方向”的碩士學位項目，項目采取“一體兩院三年制”，前兩年在國內學習，第三年赴美國凱斯西儲大學進行學習。學生完成培養方案后，將同時獲得兩所大學的法律碩士學位。該項目主要的突出特色包括：第一，，學生采取中、美雙導師制，一經遴選進入項目班，每名學生同時配置西南政法大學和凱斯西儲大學的碩士研究生導師，學生可隨時與雙導師聯系，就學術問題、法律語言問題進行溝通和交流。第二，學生采取學籍雙注冊制，這意味著學生一經遴選進入項目班，即同時具有兩校學生身份，并可據此特別享受西南政法大學和美國凱斯西儲大學兩所大學強大的圖書信息和科研資源。第三，學生論文寫作采取中英雙語制，原則上以中文完成寫作，鼓勵全英文完成寫作。對于以中文完成寫作的同學，必須同步提交不少于1萬字的英文摘要。特別是在答辯的時候，采取中美混合導師組形式進行答辯。第四，該項目為立足人才培養的基礎，實現“項目+”的增量功能，這就是通過合作辦學促進兩校師資交流和西南政法大學師資力量的國際化。為此，該項目還全國獨創性地在師資方面采取了“走出去”與“引進來”相結合的授課與交流模式。也就是說，該項目不僅要引入三分之一的外教課程，且有三分之一的外教教師來校授課，而且我校也將遴選教師推薦給美國凱斯西儲大學作為高級訪問學者，赴美一方面從事訪問或博士后研究，另一方面則在美國凱斯西儲大學法學院面向項目班學生和法學院的其他學生講授專業課程，利用美國凱斯西儲大學國際法專業的影響力和平臺，輔助錘煉我校師資力量的國際化。 當然，由于教育部本身對于中外合作辦學有非常嚴格和非常高標準的涉外元素的要求，這就在根本上保障了兩項目的涉外“含金量”。具體而言，兩項目均嚴格按照教育部要求的四個“三分之一”標準設置人才培養方案，其中，外文課程及課時數、外教來華授課課程門數、核心課程門數和課時數等均必須達到項目中相應類型總量的三分之一。教育部要求的四個“三分之一”在效果上相當于整體上引入了三分之一個外國大學的法學院在中國本土進行法學教育。總之，合作辦學的人才培養模式實質性融合了合作辦學雙方的辦學理念、價值、課程，極大地突破了傳統“中國人培養中國人”的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模式，轉變為“中外合作雙方聯合培養”模式。 （三）拓展聯合學士雙學位培養項目 為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適應全球化深入發展和國家對外開放戰略的需要，在總結本科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養基地建設、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養實驗班、“一帶一路”卓越法治人才培養實驗班經驗的基礎上，我校與四川外國語大學于2021年申報并成功獲批“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四川外國語大學法語”聯合培養雙學士學位項目，通過“法學+小語種”的復合型國際化培養模式，打造涉外拔尖法治人才。此次西南政法大學與四川外國語大學開展“一帶一路”涉外法治人才聯合培養，將充分發揮各自的學科、專業和資源優勢，充分吸收兩校教學改革和教學研究成果，堅持國際化導向和“法學+小語種”專業特色，培養熟悉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良好外語溝通運用能力，了解國際法律規則與國別法律制度，具有較強的涉外法律事務處理能力的卓越復合型涉外法治人才。這一項目的成功申報和獲批也意味著兩校突破了傳統的涉外法治人才主要為英語語言類法治人才的局限，在全國率先創新了小語種語言類的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 該項目在人才培養模式上采取的是“一體兩校四年制”，即雙方學校依托各自的優勢學科一體化設計培養方案，并按照“1.5+1.5+1”雙校區培養模式的方式進行學生的接力培養與互換。具體而言，兩校各自面向全國進行高考招生，學生在兩校所屬的項目班中進行獨立的1.5年的培養之后，即換位到對方學校進行后續1.5年的接力培養。完成3年的培養期之后，最后一年再換回到最初招生的學校進行培養，完成人才培養方案的學生將授予兩校雙學士學位。兩校在交換期間必須相互同時開設對方學校的課程，由雙方互派師資的方式進行教學。本項目班具有探索性，積累經驗后將進行“法學+”其他小語種的辦學復制，為國家和地方發展提供更多元的法律服務支持。 （四）增設涉外律師方向碩士實驗班 為突破當前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瓶頸，回應新時代的新需求，2021年2月4日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司法部律師工作局聯合就實施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涉外律師）研究生培養項目下發通知。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新增涉外律師方向，我校成為首批入選的15所高校之一。 西南政法大學依托國際法學科及教育部卓越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養基地、中國法學會法治研究基地、最高法院研究基地和教育部國別與區域研究基地等多個人才培養平臺和科研平臺，著力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和中國立場，能夠運用涉外經貿法律知識和技能參與涉外法律事務，維護國家和企業利益的專門性涉外法律人才。本實驗班具有如下涉外特色：第一，創新協同培養機制。實驗班將由西南政法大學協同國內外法律實務部門，攜手創新人才培養機制，打造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實驗班學生原則上實行雙導師制度，擁有國內外30余名理論界和實務界專家，分別來自法院和國家有關部委、知名律師事務所、行業商會、大型企業等；來自東盟國家司法部門、國外律事事務所和海外高校等。第二，創新課程設置體系。該方向開設有特色方向課、特色職業訓練課，采取案例教學、模擬仲裁庭、涉外現場教學和實踐學習等方式，教學內容突出涉外法務實訓和應用技能。部分課程由國內外教師和實務專家共同打造。第三，聚焦實務能力提升。實驗班將定期邀請實務專家就實務技能專題舉辦講座。依托西南政法大學推行的“千縣計劃”，即在全國范圍內設立1000個實踐實習實訓基地，目前業已設立近900個實踐實習基地，實驗班學生將有足夠豐富的實務能力提升機會和平臺。不僅如此，西南政法大學還利用其與東盟國家之間的密切合作關系，在新加坡等國建立有10個海外實習基地，包括這些國家的知名律師事務所。現有基地可以保障本方向研究生集中實習。此外，西南政法大學還與10余個海外高校協同合作，鼓勵本方向學生赴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及東盟國家短期交流或參與學位項目。 二、特色發展：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進出對流” 扎根在中國大地的政法院校需明確版圖化的發展定位，結合地緣與資源突出培養重點和方向。在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方面，基于地緣、資源和定位上的不同，各高校自然地形成了具有重要差異的特色機制。北上廣的高校可能更聚焦面向歐美的涉外法治人才培養，而西南政法大學依托重慶的地緣特征，化劣勢為優勢，變危機為契機，將目光更多瞄準東南亞地區，在‘一帶一路’法治人才培養方面積累了更多經驗，并具有在對接“一帶一路”倡議、攜手東南亞國家進行東盟國家國別法治人才培養方面得天獨厚、不可替代的優勢。這種差異化競爭與發展將會更有力地促進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和與實踐接軌，更好契合國家對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多元化需求。因此，西南政法大學在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特色發展方面，主要是與東南亞國家進行了國際化的培養合作，并形成國別法導向的雙語雙法模式和以境外招生合作辦學為特征的“走出去”兩種特色培養模式。 （一）以“國別法”為導向的“雙語雙法”培養模式 為特別回應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和周邊命運共同體的法律服務需求，西南政法大學于2016年創設西南政法大學卓越“一帶一路”法治人才培養實驗班，培養具備扎實的國際法理論基礎，并能夠熟練掌握一門以上東盟國家語言及英語，熟練運用我國法律、東盟國家法律，從事國際談判、處理國際法律事務的“雙語雙法”涉外法律人才。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一帶一路”建設已經從“大寫意”轉變成“工筆畫”，涉外法治人才培養也必須從一般的國際法培養轉向落地為具體的“國別法”的培養。如今，“一帶一路”班已經開辦了5屆，2020—2023年還計劃再開設4個，培養120名國別法人才。 該實驗班培養特色主要包括：第一，遴選方式：每年在西南政法大學的本科新生中遴選30名優秀新生組成實驗班，與東盟國家高校協同培養。第二，培養目標與定位：通過制定“2+2”特色培養方案旨在培養具有國際視野、通曉英語和東盟國家非通用語言、掌握中國和東盟國別法律的“雙語雙法”國際法治人才。第三，課程體系強調“思政、法學、國情及語言”四位一體。思政課程對于我國法律人才培養，特別是涉外法律人才培養極為關鍵，它解決的是“為誰培養人”的方向問題。項目課程建設工作，首先要將思政課程納入到國別法律人才培養課程體系的建設中去，既作為課程建設的根本指導原則，也作為貫穿國別法律課程體系的重要教學內容。項目注重學生對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國情的了解與掌握，增強對其歷史、人文、政治和地理等系統知識的理性認識。 （二）設置首個境外招生“走出去”合作辦學模式 合作辦學以中外雙方合作辦學主體共同進行人才培養為特征，通常以國內學生為培養對象。但我校涉外法治人才的特色培養在全國范圍內首開面向境外學生的合作辦學模式之先河，即在境外大學面向境外學生開展與我校共同進行的合作辦學，其培養的是親華、友華和愛華的外國籍涉外法治人才。該項目包括我校與柬埔寨皇家法律經濟大學簽署本科“2+2”項目，及中國法碩士“1+1”教育合作辦學項目。 2019年4月，兩校簽署法學“2+2”本科境外合作辦學項目實施推進計劃書，完成人才培養方案的制定等相關工作。2019年10月，本科“2+2”境外合作辦學項目正式招生，首批共招收30名項目學生；同年12月，我校派遣訪問團赴柬舉行境外合作辦學項目首屆學生開學典禮，并選派首批6名學生志愿者赴柬埔寨為項目學生講授漢語和中國文化課程。這是我校首個境外合作辦學項目，將助推學校海外法治人才培養。2020年新一屆“2+2”已招生21名學生，并已經開始在柬埔寨皇家法律大學的第一學期的學習。2019級第一屆“2+2”學生已經有20名學生通過篩選，計劃于2021年9月開始在西南政法大學進行大三的學習。修完學業的學生將同時獲得中柬兩國的法學本科或法律碩士學位，預期成長為具有精通中國法、中國語言、柬埔寨法律與柬埔寨語言能力的“雙語雙法”人才。 三、存在問題：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四點問題” 西南政法大學在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方面變被動為主動，化危機為契機，在人才培養的理念、目標、定位和具體方案設置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也設計和落地了許多在全國乃至全球范圍內來看仍不乏新意的創新舉措。然而毋庸諱言的是，一方面是涉外法治人才的周期化培養和“批量化”供給，另一方面則是涉外法治服務的市場需求難以得到有效滿足，特別是高端的涉外法律服務市場領域良將難求。在全國層面看，一個共識性的判斷是，當前涉外法律服務人才隊伍存在總量偏小、質量不高、經驗不足等問題，不能適應高水平對外開放格局和日益多元化的涉外法律服務需求。新時代對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提出了新的需求，對標新時代的新需求，包括西南政法大學在內的國內高校有關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出現了新的困境，進入了瓶頸期。國內高校在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方面可謂殫精竭慮，但培養質量與培養目標之間仍存較大落差。以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新需求為靶向，結合以西南政法大學為靶例的培養經驗，本文認為我國相關機構在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方面主要存在如下“四點”問題，即“痛點”、“堵點”、“難點”和“癢點”。 （一）痛點問題：一流學生的流失問題 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痛點問題，在本質上乃是本與用的問題。各種培養方式的調整，培養資源的投入，是人才培養過程中的技術要素，屬“用”的范疇；但人才培養最根本的是人的問題，這里的“人”首先是指學生本身的素質問題。一流的師資、一流的資源和一流的環境可能造就一流的涉外法治人才，然而最根本的是一流的學生。一流的學生雖然需要培養、琢磨，但如果學生具有一流的潛質，這應當是最能有效造就一流涉外法治人才的前提和基礎。如何解決將最優秀的學生引導到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軌道上來，這才是根本。一個并非不普遍的現象和現狀是，學生和家長在擇校、擇業方面存在較大的務實傾向，即便在法學專業范圍內，優秀的學生往往選擇國內法律，特別是國內民商事實體法律的學習。事實上，這無可厚非，“欲治法律者，必先治民法”，“民法乃萬法之基礎”，等等，這些觀念已深入人心且具有合理性。但國際法而非國內法需要更為綜合的知識結構，更為深刻的邏輯思維，更為健全的人文修養，更具思政的家國情懷，簡言之真正能在國際法領域脫穎而出的是那些智慧與德性俱佳之人。而實踐中更多更優秀的學生面對國際法專業時存在“不愿”“不敢”“不知”三個突出問題： 第一，學生“不愿”選擇國際法作為學習方向。掌握涉外法律相關知識是對涉外法治人才的基本要求，但這部分內容的應用場景離日常生活過于“高遠”或“務虛”，學生在學習時的角色代入感較弱，學習興趣和學習動力較小。涉外法律相關知識在生活中鮮有運用，也容易使學生產生“不實用”的錯覺，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優秀學生將涉外法治作為主要研究方向及未來職業選擇。 第二，學生“不敢”選擇國際法作為學習方向。涉外法治人才是“通曉國際法律規則、善于處理涉外法律事務”的高端復合型人才，要求精通外語、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熟悉外國法律等，對學生的綜合素質要求較高。“門檻高”“難度大”的既有印象容易使學生產生畏難情緒，不敢輕易涉足國際法領域。甚至有許多學生認為法律就是靠“記憶”，國際法就是既要“記憶”，又要“外語”能力，最終簡單地將國際法等同于外語能力。這一偏見“誤人子弟”不可謂不深重。正是在這些看似正確實則錯誤、似是而非的偏見的誤導下，大量國際法專業的學生以外語專業學生為構成主體。這一認知甚至體現在中國的外交領域，只是在晚近得到了深入的反思。 第三，學生對國際法的“不知”體現為兩個層次：一是形式和較為淺顯的“不知”，這就是對國際法知識學習和理解的不深入，對國際規則不諳熟，傾向于用國內法知識與思維替換到國際法領域，與國際接軌的要求就是要打破這樣的傳統立場。二是實質和較為深入的“不知”，這就是對國際法知識缺乏體系化的認知，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格局構建中的新實踐、新問題，難以利用國際法知識進行有效化解和“破局”，更難以形成以我為主的國際法“設局”和“布局”。 （二）堵點問題：學識不通透的問題 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堵點”主要在于三個方面的不通透：法律與語言，國內法與國際法，以及中國法與外國法。首先，第一個“堵點”是法律與語言的不通透問題。語言是存在之家，是事物是否存在和如何存在的載體。語言也是從事涉外法務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且也正是其在涉外法務中占據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國際法專業人士時常被錯置為外語與法律相疊加的專業人士。建立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格局對涉外法律人才培養提出了更高的語言要求。一方面，對英語這一世界通用語言的綜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涉外法律人才不只是懂英語，而且必須精通英語，力求達到如同母語一般的綜合能力。另一方面，涉外法律人才不只是精通英語，而且必須精通法律英語。不通英語者，其表達難以為國際社會所理解；不通法律英語者，其表達難以為國際社會所精確理解。涉外法律人士均知悉，僅通英語而不通法律英語者，其所思、所指與所述時常是南轅北轍，差之毫厘謬以千里，這在涉外法律斗爭中是不能接受的硬傷，更可能是致命之處。再一方面，涉外法律人才還必須在語言上進行多元化的配置，這是中國日漸接近國際舞臺中央，需要與更多語言的國家進行交流與合作的新階段是緊密相關的，是中國深入融入國際社會、塑造國際秩序所不可避免的“高級煩惱”。“一帶一路”倡議就是中國供給社會的國際公共產品，其眾多沿線國家擁有不同的語言體系和文化內涵，僅靠英語難以提供準確的法律服務與法治保障，這就需要在現階段培養通曉英語之外的其他小語種的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新要求。將法學教育與外語訓練進行簡單疊加是目前國內高校在培養涉外法治人才方面的常用方式，這在初級培養階段為解決大量涉外法律人才需求缺口是不得不如此、而且最好如此的“速成之道”，但在當前懂外語、又懂法律的復合型人才具有較大規模的基礎之上，再重復這樣的低水平徘徊是過于粗放的培養范式，無助于涉外法律人才向高、精、尖境界提升。因此，如何在法律與英語，法律與其他小語種語言之間進行有機融合，使二者之間不只是物理式的混合，而是聚變式的整合，這是當前涉外法律人才培養的首要堵點。 第二個“堵點”是國內法與國際法之間的不通透。當前在涉外法治人才培養體系中，普遍忽視了國際法與各國國內的銜接問題，忽視了人才培養過程中對國內法治與國際法治之間的統籌推進。毋庸諱言，國內此前的國際法教育更多的是強調國內法對國際法的尊重服從，這無疑是正確的，因為我們必須維護以聯合國為中心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國內法與國際法之間就只能是一種從國際法向國內法單向輸入與塑造的格局，事實上國際法作為生生不息的動態發展法律規則、法律體系和法律施行，其也深受各國國內法發展的影響，并與國內法之間形成良性互動、互構。簡言之，國內法與國際法之間不是簡單的被動與主動、因變與自變的關系，否則，國際法也將因缺乏豐富思想源而失去發展的“養分”。因此，涉外法治領域呈現出兩個維度的互動需求：其一，在國際法領域，在國際規則制定與適用中發出更多中國聲音、注入更多中國元素，在國際爭端解決中維護國家利益的需求。其二，在國內法領域，應在堅守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基礎之上盡可能促進國內法與國際法的接軌，將國際法視為是凝聚國際社會共識的規則，更是國際社會的“集體智慧”和“文明成果”。通過接軌國際，提升國內法的現代化進程和合理性尺度。這種互變、互動和互構的國內法與國際法的整合性培養，是當前涉外法律人才培養中欠缺的重要維度，最終培養的人才只能消極接受國際法規則，而不能主動統籌和利用國內法與國際法知識，不能形成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的法律之盾，更不能形成法律之矛，有效地反制和反擊外國對我國的不合理、不正當和非法化的長臂管轄與制裁。 第三個“堵點”是中國法與外國法之間的不通透。世界是多元的國家，不同國家也有不同的法律制度、法學思想、法律文化和司法實踐。我們不可能培養出通曉各國法律規則與實踐的法律通才，事實上也沒有必要去培養這樣的通才。反之，我們更需要、也更可能在實踐中成功培養出來的是，在精通中國法的基礎之上熟諳某一特定外國法律的人才，甚至只能培養出精通中國法與某一特定外國法的某一領域，如合同法、票據法、知識產權法等具體特定法律部門的法律專才。只有法律專才才能形成真正的實戰能力，具有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的真實功夫，才能運用他國法在司法程序中維護國家、企業與公民正當利益的需求。這就需要腳踏實地地推進“1+1”國別法導向的雙語雙法式的法律專才的培養。即便西政已經開始了這些實驗班的探索，然而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經過短短四年的時間要真正培養出精通中國法與某一特定外國法的法律專才，這事實上是極難的，很容易出現貪多不嚼的弊端，不但沒有造就雙語雙法的“雙贏”型人才，反而產生對中國法與外國法都掌握不通透的“雙敗”型效果。因此，培養真正通透掌握中國法與特定外國法的法律專才，不是花拳繡腿，而是有實戰功夫，這是一個必須突破的堵點問題。 （三）難點問題：知行不一、理實不通的問題 知行合一是人才培養的根本目標，但在法學教育尤其是涉外法治人才培養中，很容易出現知行、理實之間的不通透問題。這就尤其要處理好法學知識教學和實踐教學的關系，要在打牢學生的法學基本知識理論基礎上，強化涉外法治（國際法治）實踐教學，切實提升學生實踐實訓乃至實戰的涉外法務能力。當前，培養的涉外法治人才解決實踐問題的能力普遍較弱，許多學生甚至從未參與過涉外法務的處理，其產生的消極后果是：一方面，長期脫離法律實務和實踐而進行的純粹性理論培養，引發了涉外法治人才普遍高分低能的風險和后果。較為突出的表現是，在高校中國際法專業學生可以較為完善地回答各種知識信息考試，但是當他們作為涉外法治人才走出社會，面對需要著手解決的現實問題時，就立即陷入茫然無措的狀態，無法及時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另一方面，理論研究與實踐應用的脫節，進一步導致了理論研究與實踐應用之間的相互掣肘，理論界與實務界之間的相互反對。學術新問題的提出，應建立在現實問題與理論體系碰撞的基礎上。當前一些國際法研究的問題導向意識并不強，某些學術成果缺乏理論基礎和實踐切入，部分國際法著作和論文仍然處于坐而論道、不能對接鮮活實踐的務虛階段。理論與實踐的脫節，一方面導致涉外法治研究人員研究的問題難辨真偽；另一方面真正的實踐問題又亟需理論指導和指引。師生之間在國際法理論與涉外法律實務方面的普遍的共同脫節，促致了所培養的學生難以做到知行合一。 （四）癢點問題：高層次涉外法治人才的稀缺性問題 所謂癢點問題，是指那些屬于需求、但不屬于剛需的問題。在涉外法治人才培養領域，癢點問題就是指卓越拔尖的高層次專門性人才的造就問題。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痛點、堵點和難點主要是解決人才培養的“有沒有”的問題，而“癢點”問題則是解決人才培養“好不好”的問題。在培養出相當規模的涉外法律工作者的人力資源儲備之后，還需要進一步解決人才培養的質的問題。應該說經過改革開放數十年的人才培養和積累，中國并不十分缺乏中端層次的涉外法律工作者，當前涉外法務需求的是高端涉外法治人才。同樣地，在國際法務領域的高端涉外法治人才必然是專業分工越來越精細，也就是對越來越少的領域知道得越來越多的國際法專才，例如當代國際環境保護、網絡信息、生物技術、氣候變化、公共衛生，以及外空極地等新領域的國際法務問題的不斷涌現，這對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提出了更高、更精細的專業要求，繼而需要針對特定領域的特殊問題進行專門性的高層次人才培養。 高層次專門性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是從“高層次”和“專門性”兩個維度結合進行。首先，“高層次”是一個相對而不是絕對的概念，這里的“高層次”是指在滿足涉外法治人才的基本要求后，對業務能力的精益求精，是“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不斷提升。“高層次”在知識深度上對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邊界進行持續深化。與此同時，“專門性”是“高層次”的必然要求，激光因為純粹而能量巨大。專門性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要求限制培養的廣度和幅度，聚焦特定領域或問題提高培養的深度。在學科分工越來越精細的當前，專門化的涉外法治人才既是高層次培養的前提，也是高層次培養的結果，還是高層次培養的象征。據不完全統計，在WTO等國際頂尖法務舞臺上能夠用外語唇槍舌劍，捍衛國家利益的中國涉外法律人才非常匱乏，約為數百人。中國國家或法人為捍衛自身的海外合法權益，往往不得不斥巨資聘請外國法務人士，這就很難在涉及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情形下絕對確保中國的核心利益不受損害。這反過來揭示了中國高端涉外法律人才供給的困境。 四、未來舉措：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六措并舉” 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是長期的立德樹人的過程，需要持續的投入與機制改進。為此，因應中國對外開放法治服務與保障的需求，特別是針對涉外法治人才培養中的痛點、堵點、難點和癢點問題，我校下一步將深化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供給側改革，重點圍繞“六大舉措”統籌發力。 一是深度培養，即優化人才深度培養機制，探索建立“本-碩-博”相銜接、一體貫通的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模式。必須指出的是，由于涉外法治人才必然是復合型人才，對其知識背景有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在當前大多數實驗班、雙學士或聯合學士學位班的培養方案中，在固定不變的時限內往往要求大幅度、甚至成倍增加課程門數和內容。這將極大增加學生學習負擔，影響學習效率和培養效果，往往造成學不通透的問題。因此，可以在本碩拉通的六至七年，甚至本碩博拉通的六至十年的長時段內合理、科學配置課程體系，平衡學習負擔，慢工出細活，只有如此才能“雕刻”出涉外法律領域的“良才美玉”，才能真正造就內外兼修的高端涉外法律人才。換言之，涉外法律人才難以速成，必須尊重人才培養和成長規律，假以時日方能熏染雕琢而成。 二是專門培養，即在碩士及其以上階段，根據各學生的興趣、特長和基礎，探討設置專題型、專門化的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機制，圍繞當代和未來時期內中國亟需的國際組織法律人才、國際貿易法律人才、國際爭端解決法律人才、國際氣候變化應對法律人才、國際公共衛生法律人才、國際海洋法律人才等專業化和專門化領域，設置高度針對性的課程體系模塊，對學生進行分類培養。以此方式，培養滿足國家戰略發展需求的多元化涉外法務人才類型。 三是共同培養，即形成多元主體參與下的涉外法治人才“共養”模式。共同培養包括通過貫通實體法與程序法、國內法與國際法、理論法與法實踐，整合國內與國際組織、集聚法律與外語優勢，建構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共同體，打通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瓶頸，提升涉外法治人才的綜合實力。共同體培養已經成為當前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發展趨勢，它能群策群力，用各參與主體的專業長板對涉外法治人才的成長予以賦能和加持，美美與共地合力提升人才培養的含金量。 四是實戰培養，即通過實習實訓、以賽帶訓、模擬虛仿、就業前置、法律診所、模擬法庭等多元途徑，錘煉學生涉外法務實戰能力，讓書本中的法律知識、紙面上的法律成績轉變成為行動中的法律素養、實踐中的法律實力，知行合一，養成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的涉外法律戰能力。在實戰培養中，推廣就業前置式的培養模式是一個一舉多得的培養創新：一方面它可以將就業與培養高度融合，無縫銜接，縮短人才培養適應工作的磨合期，讓學生在培養與就業之間實現自然轉型；另一方面它可以有效解決學生缺乏問題導向的選題難題，避免學生所學所寫所思與畢業后就業的所作所為不匹配、脫節的情形，讓學生在學習中思考的問題就是就業中遭遇的真問題，學生在培養中形成的解題能力就是解決工作中現實問題的問題；再一方面它有效促進了產學研的一體化協調發展，有利于校企、校地、校府等之間的實質合作。 五是國別培養，即一方面繼續在國別上追求多元化，按照“雙語雙法”模式首先覆蓋東南亞國家、其次進一步覆蓋“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逐一培養國家所需要的多元化的涉外法治人才，為國家戰略發展提供更豐富的人力資源和更多元的工具箱，以及更具深度的戰術組合。 六是精英培養，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必須量質并舉，用規模換品質。也就是說，必須在做大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基本量的前提下做強做優做特。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在數量上進入一定規模后，必將尋求在培養“質量”上的突破，我校將在現有規模基礎之上探索拔尖人才遴選培養機制，抓關鍵少數，培養卓越、拔尖和領袖型涉外法治人才，形成“精英中的精英”。通過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金字塔構架，才能滿足我國涉外法務多層次、多元化、多方位的用人需求。
作者簡介：
張春良，西南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國際法。
魏瑛婕，西南政法大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