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三星堆遺址保護條例》引關注
文物遺址保護的有益探索
“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從青銅立人到金面具殘片，三星堆繼1986年兩個“祭祀坑”發掘大立人、縱目大面具等珍貴文物以來，時隔35年后，再次驚艷世界。
10月18日,第三屆中國考古學大會公布“百年百大考古發現”名單，三星堆遺址赫然在列，再次引起各界關注。而兩個月前，《四川省三星堆遺址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的正式實施，也讓三星堆遺址保護步入法治軌道。
四川大學廣播電視編導系主任、四川大學考古專業博士后袁一民表示，《條例》一改過去各部門缺乏統一協調政策規范的局面，對三星堆遺址的綜合保護和開發做了明確規定，使之形成各部門合力“共下一盤棋”。
“近年來，我國文物遺址保護從過去偏重保護管理轉向在保護基礎上，大膽嘗試開發利用。”西安交通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劉麗娜說，《條例》在積極貫徹落實國家文物保護政策的同時不乏亮點，是對文物遺址保護的一次有益探索。
多方共同參與遺址保護
三星堆遺址是一處距今5000年至3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遺址，位于四川省廣漢市，面積達12平方公里，被譽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
《條例》明確，“省（四川）、德陽市、廣漢市有關部門應當依法查處侵犯三星堆遺址知識產權的違法行為”，要求將三星堆遺址的保護、管理經費，納入四川省、德陽市、廣漢市預算。
劉麗娜表示，作為一個擁有極高文物價值的大體量遺址群，三星堆遺址有別于其他跨行政管轄的文物遺址，保護的難點在于需要大量經費支持。因此，《條例》明確，對三星堆遺址保護的經費支持不僅限于省、市層面，更落實到了縣級市層面，這為其開展保護工作的資金提供了法律保障。
袁一民認為，《條例》明確三級政府的資金責任和管理功能，意味著擴大了政府資金的扶持來源和力度，這有利于提升各級政府相關資金安排、投入效率及資金監管。
除了明確政府部門責任管理外，《條例》充分拓展社會力量參與遺址保護，包括明確“鼓勵三星堆遺址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員會將遺址保護納入村規民約、居民公約”“鼓勵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通過捐贈、志愿服務等方式參與三星堆遺址的保護”“鼓勵通過聘請文物保護員、設立群眾性文物保護組織、志愿服務等方式協助開展遺址保護工作”等。“相比其他地方遺址保護條例，《條例》對社會力量參與的規定更細致具體。”劉麗娜說。
值得一提的是，《條例》還規定，三星堆遺址所在地的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可以將文物保護常識納入中小學教育內容，并依托三星堆遺址建立、完善中小學生長效學習機制。“文物保護的最終目的是彰顯文物背后的文化特質、發揮其社會教育功能。”袁一民說。
“《條例》對遺址，特別是三星堆博物館教育功能尤為重視。”劉麗娜說，這和《博物館條例》的有關規定一致，即強化三星堆博物館社會教育和服務功能。
劃定保護范圍與建設控制地帶
《條例》明確了三星堆遺址保護區域分為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并規定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依照有關法律、法規分類劃定公布。
劉麗娜表示，《條例》有關建設控制地帶的相關規定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中對不可移動文物保護單位的規定。它采用了較為成熟的法律保護范式，注重文物遺址周邊環境的保護，并兼顧當地社會發展。
此外，《條例》還規定在三星堆遺址建設控制地帶內進行的工程建設，應當報請省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門組織進行考古調查、勘探以及文物影響評估。袁一民表示，這能夠防止有關部門在文物保護中出現越權審批、推諉扯皮等現象。
《條例》明確了遺址建設控制地帶“先考古、后出讓”的機制，設置了考古前置條件。袁一民說，在土地出讓前完成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實際上有利于加快相關項目建設進度，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決經濟建設與考古工作之間的矛盾。
袁一民介紹，過去，通常采用邊考古邊出讓，或先出讓后考古方式進行文物發掘，這使得工程一旦與文物保護相關要求沖突，施工單位就必須先停工進行勘測，審批通過后再繼續施工，容易耽誤工期。“先考古，后出讓”機制，可以使施工流程更加科學可控，這在考古學界已經成為共識。
接軌國際文化遺址保護
作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三星堆遺址在世界范圍內享有較高的知名度。此次《條例》多個條款對標《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等世界文化遺址保護要求進行了設置，比如，規定加強三星堆遺址與金沙遺址在保護管理機制、考古發掘、科學研究、文物保護、陳列展覽、價值闡釋、公眾參與、文化創意產品開發等方面的合作協作。
袁一民介紹，金沙文明和三星堆文明一脈相承，二者共同體現了先民在文化遷移路徑上的清晰脈絡。目前，以三星堆——金沙為代表的古蜀文明遺址已入選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條例》中與金沙遺址相關的規定，以及“三星堆遺址保護規劃應當符合《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要求”“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依照有關法律法規劃定公布，并與世界文化遺產保護要求相銜接”等內容，有利于與金沙遺址通過文化關聯性共同申遺。
加強三星堆遺址與金沙遺址間的聯動頗有意義。袁一民表示，國際上，不少發達國家十分關注不同遺址在歷史進程中的文化關聯解釋以及現實中文旅結合方面的交流，將三星堆遺址與金沙遺址聯動寫入《條例》，有利于展現遺址間互為解釋、互為佐證的邏輯鏈條，促進形成國內遺址保護綜合闡釋系統。
“實際上，金沙遺址、三星堆遺址與同屬于成都平原的‘寶墩文化’，與長江流域文化有著緊密的交互性。”袁一民認為，《條例》將三星堆遺址與金沙遺址聯動納入立法，將加強這些遺址之間的聯動。
在遺址保護與開發具體方式上，《條例》對考古同步發掘、同步數字化保護、同步價值闡釋、同步全球推廣作了規定。
“這是一個重要創新。”袁一民說，隨著考古技術手段不斷發展更新，過去考古保護滯后于考古挖掘的情況得到改善。同步數字化保護、同步價值闡釋、同步全球推廣體現了考古學對社會學、傳播學、人類學等多學科的融會貫通。袁一民表示，該規定緊跟考古學的發展步伐，具有一定進步性。
“實際上，同步考古是世界文化遺址保護的一個重要原則，即在考古的過程中向公眾展示成果。”劉麗娜說。
“三星堆文明在國際社會宣傳上具有先天優勢。”劉麗娜說，目前來看，三星堆遺址每次出土的文物都引發世界矚目，《條例》將同步全球推廣納入其中，是利用好“國際流量”講好中國文明故事、宣傳地方經濟文化發展的有利時機。（作者：□本社記者 陳和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