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時代，數據已經成為繼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之后，又一新興生產要素。“數據產權”概念已逐步從應然層面的制度構建，走向實然層面的經濟交易活動。2021年10月21日，浙江省溫州市依托“個人數據管家”，實現數據授權使用，發放首份個人數據云憑證。目前，該憑證已可以在銀行信用貸款的場景中使用，這有效地推動數據從資源到資產的轉變，也意味著我國數據交易市場向縱深發展，數據交易市場制度體系化構建的到來。
2014年12月31日，全國第一家大數據交易所——貴陽大數據交易所成立，并于2015年4月14日正式掛牌運營。在數據法律屬性及其交易規則尚未明確立法的情況下，貴陽大數據交易所制定了《貴陽大數據交易所702公約》《大數據交易所會員手冊》等數據交易規則，在組織結構、數據類型、數據確權、交易方式、市場定價、盈利模式等多個方面進行了探索，奠定了大數據交易的制度基礎，助推了大數據交易所的崛起。人民數據研究院的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4月，我國各地已成立了20家大數據交易平臺。“大數據交易”成為數據產權化的主要方式。
大數據交易所“先行先試”的實踐探索旨在促進數據經濟的發展，但欠缺對數據原始主體的權利保障。據《貴陽日報》報道，首批數據交易賣方為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廣東省數字廣東研究院，買方為京東云平臺、中金數據系統有限公司。這些商業公司在搜集平臺用戶的個人數據后，通過匿名化、去識別化等技術手段處理，形成海量大數據，進而對這些數據進行買賣，獲取數據產權。由于立法的滯后性，在大數據交易主導的數據資產交易時期，個人數據產權未能受到有效保護，互聯網企業制定了有利于平臺的《用戶個人信息使用協議》，迫使用戶進行“形式化”個人信息收集使用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的陸續頒布實施，為平衡數據安全和數據流動提供了法律依據。比如數據安全法第十九條規定：“國家建立健全數據交易管理制度，規范數據交易行為，培育數據交易市場。”
然而，“數據產權”概念并沒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出現，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中也僅使用了“個人信息權益”“個人、組織與數據有關的權益”等模糊性權益概念。對數據交易背后的數據產權歸屬問題，現有法律未明確進行界定，個人數據權的立法規制，仍限于人格權屬性范疇。溫州發放首份個人數據云憑證，吹響了數據交易制度體系化構建的號角。
與大數據交易不同，個人數據交易凸顯了數據產權的個人歸屬。個人數據，既具有“人格權”屬性，又具有“財產權”屬性。在個人數據交易實踐中，數據產權的收益分配規則需要重新討論。早期大數據交易活動中，企業獲取個人數據后獨占收益的行為將不復存在，“數據收益共享”將成為未來數據交易的基本原則。數據變現最終形成的收益，原始數據生產者與二次加工者都應當享有分配權。作為擁有大量個人數據的平臺，也應當將數據交易收益的部分返還給數據的生產者。
除完善數據收益分配規則外，個人數據交易實踐應用還存在諸多制度完善的空間。個人數據交易實踐，使我國基本上形成了“個人、企業、平臺、國家”四個主體主導下的數據交易制度。數據交易平臺提供了數據交易的場所和規則，個人、企業則是數據交易的雙方主體，國家承擔著數據交易監管的職責。以企業為主導形成“大數據交易模式”，以個人為主導形成“個人數據交易模式”。在這兩種數據交易模式中，還需要明確數據生產者、數據加工者、數據交易者、數據監管者等不同主體的權利義務關系，才能建立完善的數據交易制度。
目前，個人數據云憑證在個人銀行信用貸款業務中應用的事例，還不足以證明個人數據具備產權屬性。個人數據云憑證僅作為輔助銀行征信評價的工具，而不是獨立資產。雖然表面上看，個人數據兌換了資金財產，但這依舊是傳統信貸的范疇，只是減輕了個人與銀行之間出具證明與審核的負擔。建立成熟的個人數據產權交易制度，還面臨諸多挑戰。譬如，在數據可再生性特征下，個人數據交易是否允許“一數據多賣”？如何對個人數據進行定價？是否存在不允許交易的數據類型？這些問題仍有待建立完善的數據交易制度后解決。在未來，隨著數據交易市場的規則和監管體系完善，個人數據的使用場景將愈加豐富，個人數據資產化時代終將到來。
（作者：□特約撰稿 侯嘉淳 作者單位：東南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