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現有分級處遇制度的不足，司法機關在設計罪錯未成年人分級處遇制度的具體內容時，應充分考慮制度的功能、類型、接受程度及改革方向等具體內容。
□檢察機關更要主動發揮自身優勢，在引入司法社工參與矯治罪錯未成年人工作時，開展有計劃、分步驟的崗前培訓，幫助司法社工提升法學素養，提高專業水平。
□在符合一定條件的前提下，檢察機關可將部分罪錯未成年人送入觀護站實施幫教，并根據觀護站的考評意見，作出最終司法處理。
近年來，未達刑事責任年齡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頻發，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法律規制及實務應對措施的相對不足。我國對于罪錯未成年人的矯正管制方式存在“偏輕或偏重”情況，無中間性干預措施的緩沖，要么過于放任，要么過于嚴厲，兩極化處遇反而可能加劇罪錯未成年人與社會的進一步對立。
我國現有罪錯未成年人分級處遇制度存在以下困境。一是無統一的立法。對罪錯未成年人的處遇措施規定散見于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中，因這幾部法律的性質不同，故各種措施之間亦缺乏有效對接。二是無專門的機構。承擔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法治宣傳教育活動的機構眾多，卻沒有負責此項工作的專門機構。由于缺乏明確的職能分工和具體措施的規定，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相關機構往往按照自己的理解各行其是，從而出現預防工作重復或無人負責的局面。三是目前分級干預措施尚未發揮應有作用。刑事手段操作簡單，但教育、感化、挽救效果不佳；非刑事手段措施存在“空轉”問題，如責令監護人嚴加管教難以保證效果、治安處罰缺乏強制力和有效性、專門矯治教育缺乏適用標準及操作程序、專門學校逐漸萎縮等等。
面對現有分級處遇制度的不足，司法機關在設計罪錯未成年人分級處遇制度的具體內容時，應充分考慮制度的功能、類型、接受程度及改革方向等具體內容。
在宏觀制度的構建上，主要從以下三方面進行完善。
一是完善立法。2020年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雖規定多種處遇措施，但在具體執行層面缺乏可操作性，建議參照國外法制建設和相關立法經驗，從我國實際出發，制定一部比較完備，包括廣泛的處理范圍、多樣的處理方法、相稱的處理程序等在內的未成年人法律制度，并依照這一思想構建一系列罪錯未成年人處遇制度體系。加快未成年人立法步伐，既包括實體法又包括程序法，可以制定《少年案件處理法》《少年保安處分法》等等。
二是建立專門機構。從國家層面設置實施未成年人罪錯行為處遇的專門機構。專門機構要負責統籌公安、檢察、法院、司法行政、民政、婦聯、團委、少工委等部門及吸收醫學、心理學、社會學、犯罪學等學科背景的專業人士，共同負責具體處遇措施的評估、適用、監督，不同措施的轉化、解除等工作。
三是加強社會化建設。罪錯未成年人教育矯正的價值追求是要推行處遇社會化，通過開放性的社區，盡可能不限制或剝奪其人身自由，比如可以采取保護管束、訓誡、恢復性社會勞動等形式，對被破壞的社會關系進行修復。旨在通過社會服務的形式使其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培養責任與自由意識，對社會關系造成的損害進行修復。需要注意的是社會服務等易流于形式，缺乏規制，故應建立健全司法借助社會力量的配套銜接機制，積極引入專業社工隊伍，厘清邊界，密切銜接，真正實現“專業的歸專業，社會的歸社會”。檢察機關更要主動發揮自身優勢，在引入司法社工參與矯治罪錯未成年人工作時，開展有計劃、分步驟的崗前培訓，幫助司法社工提升法學素養，提高專業水平。同時，要多方協作形成合力，利用檢校、檢團等良好協作關系，共建多方合作培育培訓機制，并聯合相關部門、社工機構代表等，研究制定有關未成年人司法社工工作指引和標準，積極推動完善社工服務績效管理，提高司法服務質效。使司法社工在心理咨詢、法律援助、親職教育、就業指導等方面都能發揮積極作用，實現對罪錯未成年人的合理干預和有效教育。
從具體處遇措施上來講，結合基層司法實踐，以下幾個措施值得推廣及借鑒：
一是開展檢察訓誡。未成年人案件檢察訓誡制度，是檢察機關依據刑法第37條、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條的規定，在辦理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時，對于存在心理偏差、認知偏差、行為偏差的未成年人，以書面或口頭方式，依法開展批評、教育、告誡等相關工作，對未成年人進行糾偏、矯正的非刑罰處置措施，以實現預防未成年人再次違法犯罪、順利回歸社會的目的。近年來，我國一些地方檢察機關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例如江蘇省檢察院于2018年9月27日出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辦理工作規程》，設置專章規定了“檢察訓誡”，明確適用范圍、參加人員、訓誡方式、時間和程序等內容。經過一年多的探索后再次總結提煉，于2020年3月27日制定《江蘇省檢察機關未成年人檢察訓誡工作指導意見（試行）》，進一步拓展訓誡范圍、細化工作流程，全面規范訓誡制度，增強工作規范性和儀式感，提高訓誡工作成效。
二是推廣社會觀護站。罪錯未成年人社會觀護制度，是指在符合一定條件的前提下，由檢察機關將部分罪錯未成年人送入觀護站對他們進行幫教，并根據觀護站的考評意見，作為最終處理的一項重要依據。對罪錯未成年人進行風險評估，符合條件的，作出觀護決定，簽訂《觀護幫教協議》；由檢察人員和社區干部、志愿者擔任觀護人員，在開展法治教育的同時，用社會關懷溫暖幼小心靈，為罪錯未成年人構筑成長平臺。例如，江蘇省昆山市檢察院早在2006年就聯合該市青陽街道富華社區創立“未成年人社會觀護站”，以罪錯未成年人為對象，聘請相關人員和志愿者為輔助力量，主要幫教措施包括心理疏導、社會實踐、觀摩庭審、就業指導、撰寫心得等多種方式。運行15年來，至今無一人妨礙訴訟，無一人再次違法犯罪，所有觀護對象均復學、就業，順利回歸社會。建立觀護站，開展觀護工作，進一步整合了各方資源，充分發揮了街道、社區的作用，使社會工作的內涵不斷深化。觀護工作雖然既不能取代法律和行政的力量，也不能代替學校的教育和家庭的關愛，卻是法律和行政手段的補充，是學校教育和家庭關愛的延伸。觀護工作從心理、法律意識、家庭關系、人格塑造、生存技能、社會責任、人際溝通等多方面全方位地對涉罪的未成年人進行挽救和改造，為他們重返社會做好充分準備，同時也有利于重新構建健康和諧的家庭關系。
三是探索社區網格化管控。有些地區探索在轄區范圍內試點社區網格化管理模式，引入檢察官、社區民警、社區工作人員、司法社工、志愿者團隊組成專業團隊進行分級干預，由公安機關建立觸法未成年人數據庫，根據違法次數、違法情形劃分不同風險等級，公安機關同步通報觸法未成年人，干預團隊制定幫教計劃，對觸法未成年人進行網格化監管，探索建立檢察訓誡、公益服務、心理疏導、親職教育、就業培訓、法治教育等多方面的干預措施。
四是賦予學校懲戒權�？蓞⒄彰绹谥行W校校園設置校園警察，一方面通過扮演教育者、法律顧問、執法人員三重身份，維護校園秩序穩定，預防校園違法犯罪，幫助不良行為少年；另一方面可以震懾外來力量試圖染指校園，污染未成年人。最為關鍵的是，賦予學校以及教師必要的懲戒權，增強對不良行為少年的管教剛性，尤其是明確教師的權威，賦予懲戒權，改變當下中小學教師對嚴重不良行為少年不敢管、管不了的狀況。建議通過完善教育相關法律法規，細化學校管制制度，賦予中小學教師必要的懲戒權，明確具有哪些懲戒權，如何行使，并確定行使程序，保障懲戒權的合理使用，同時預防濫用，提高學校和教師進行教育矯正的權威性。
五是開展強制親職教育。美國犯罪學家赫希認為，少年如果與父母的情感聯系受到削弱，那么其實施不法行為或犯罪行為的可能性就明顯增加，反之就會明顯降低。強化罪錯未成年人父母或監護人的責任，提高監護能力，監督其加強對罪錯未成年人的教育、保護、監管。強制親職教育的關鍵在于，引導罪錯未成年人的父母正確履行教養職責，學習職責履行的方法，通過教育學、心理學知識和技能的學習，加強對家庭的保護，對不良行為的矯治和預防。發現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存在不當管教、疏于管教或者其他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導致未成年人實施行政違法行為或者行為后果加劇的，司法機關應當責令其接受親職教育，比如檢察機關可以通過邀請專業老師對未成年人及其家庭開展教育，父母或其他監護人應當學習家庭教育知識，接受家庭教育指導，樹立正確的家庭教育觀念，掌握科學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文明教育子女的能力，撫育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作者為江蘇省昆山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