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將民間借貸利率上限規則由原來的“兩線三區”規則，變為不超過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以此適應利率市場化改革和支持社會經濟發展。但對民間借貸利率限制，在宗教、社會或經濟領域的支持或反對意見并不統一。以司法解釋方式限定民間借貸利率上限可能違反利率的監管和司法裁判分工。實踐中，對適用該司法解釋而限定利率上限的民間借貸主體范圍認識存在爭議。在既有司法解釋框架下，人民法院應當適當限定規則適用的范圍，并注重民間借貸案件執行的效果。
關鍵詞：民間金融；民間借貸利率；ＬＰＲ四倍；地方金融組織；地方金融監管
2020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修改＜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的決定》（以下簡稱“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對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2015年《民間借貸司法解釋》”）進行修訂，其中對民間借貸利率上限設定規則的修改，引發各界關注。2015年《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第26條設定了利率的“兩線三區”規則，即民間借貸雙方約定利率在24％以下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借貸利率超過36％的，超過部分的利息約定無效。盡管該司法解釋未明確介于24％至36％之間的利率約定的法律效力，但通常認為該部分的利率或利息約定為自然債務，即：已經支付了超過24％但未達36％利率的利息，債務人請求債權人返還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尚未支付的此部分利息，債權人請求而債務人拒絕支付的，不得強制。“兩線三區”規則改變了自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６條確定的“民間借貸利率……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數）”規則。背景是自2013年起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的推進，今后中國人民銀行可能不再公布貸款基準利率。在此背景下，以基準貸款利率的四倍作為利率保護上限的司法政策勢必受到沖擊……司法界對此動向應當未雨綢繆，及早研究。”因此，2015年《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確定24％的利率，“是按照當時基準利率６％左右的四倍計算而出”。
伴隨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成為金融機構確定貸款利率的主要參考標準。2020年8月18日，即中國人民銀行改革ＬＰＲ形成機制一周年之際，最高人民法院頒布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第26條第一款規定“借貸雙方對逾期利率有約定的，從其約定，但是以不超過合同成立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為限。”此舉在時間選擇、內容表達等方面，都顯示了司法對民間借貸利率確定市場化導向的支持。
然則，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的此項規定也引發了熱議，焦點集中在司法保護利率上限方面：有指出新聞報道言之鑿鑿地聲稱“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為15.4％”是一種誤讀；有指出司法機構使用新的司法保護利率將陷入查找ＬＰＲ和確定對應民間借貸利息的繁復數學計算之中。更多擔心是，按照當前ＬＰＲ的四倍確定的民間借貸司法保護利率上限，相較此前24％和36％的雙線明顯偏低，可能產生民間借貸市場惜貸效應，反而使需要通過民間借貸渠道融入資金的中小企業陷入更難獲得融資的窘境。此外，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第32條第二款還規定，“借貸行為發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參照原告起訴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確定受保護的利率上限。”適用該規定意味著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民間借貸合同或約定，適用ＬＰＲ的四倍確定借款利率，這將溯及既往地改變當事人間的利息約定。此舉涉嫌違背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法治原則，不利于形成誠信守約的社會環境。
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表面是一個數字的確定，背后折射了經濟、金融和法律間交錯復雜的關聯，更包含文化、習俗和技術等諸多層面的細節。盡管已有經濟、金融、法律等領域的相關研究成果，還是希望結合此次司法解釋修改，再次梳理求教大家。
民間借貸利率規制正當性的悖論
從最高人民法院新聞發布會透露的信息看，此次《民間借貸司法解釋》修改的動因主要是經濟性的。“今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產生巨大沖擊，我國很多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而融資成本過大是重要原因之一。為了統籌推進常態化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良性健康發展，持續增強市場主體的發展動力和活力，保持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推動綜合融資成本明顯下降，最高人民法院在認真調研和廣泛聽取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企業家代表、專家學者和金融監管部門意見建議的基礎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最新精神，決定對《規定》進行修改。”具體到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的調整原因，新聞發布會列舉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規范民間借貸活動的客觀需要”“確保民間借貸平穩健康發展的需要”“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必然要求”“統一司法裁判標準的現實需求”等理由。
以ＬＰＲ取代確定的24％數字作為計算民間借貸利率的措施，體現了利率市場化的方向，但四倍仍然體現了剛性管制的意味，因而司法解釋對利率上限的規定仍帶有較強的管制屬性。利率管制存在著一定的支持理由。從經濟層面考慮，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存有利率管制但范圍有限，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利率主要為管制利率，原因是：第一，經濟貧困和資金不足，迫使政府實行管制利率，期望促成經濟發展和防止過高利率給經濟帶來不良影響；第二，抑制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第三，配合全面的經濟控制而實施利率管制。支持利率管制，特別是對高利貸的打擊，更多理由來自于宗教、文化和社會層面。對利息的反感，特別是禁止高利貸，在宗教中是普遍的。“《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都對高利貸加以譴責，教會從早期開始也一直進行譴責。”“天主教長期認為收取利息是不道德、不公平的行為，是不可以接受的行為。而放貸者是這些社會里的反面人物。”伊斯蘭教法確定了“禁止利息”的原則，很多穆斯林群眾受此影響不愿將錢存入收利息的銀行，否則就會被認為違反教規。反對高利借貸的理由還有文化、社會等層面的因素。例如，一種“非常有說服力”的解釋認為，利息是對遲延消費的補償，自古以來人類生活高度不確定，人的壽命很短，因此通過利息來補償推遲消費，需要給出的補償非常高。但如此高利會給人留下印象，即貸款出去的富人為富不仁⑥。在傳統中國農村研究中，各種非正規金融因其高利貸特征而被視為對農民的剝削，不僅無助于減少貧困，反而加劇了兩極分化，造成貧困陷阱，甚至導致農村破產的慘狀。從社會治安的角度觀察，高利貸是隱伏的不穩定因素。因為伴隨高利可能出現合約無法獲得法律支持的情況，“契約必須用其他手段來實施而不是法律力量”。即使有研究認為，民間收債人明確國家事實上為其設定了一項邊界，即不得采取組織的形式，不得使用暴力等非法手段，不損害社會秩序，但仍有民間收債人越過界標，觸及雷區，最終招致公權力的打擊。因為在沒有明確的催收規則的情況下，被催收人因“欠錢”而“不占理”，催收人為達催收目的而不擇手段，容易發生極端事件。例如，2016年于歡“辱母殺人案”即因民間借貸催收而起，當事人不堪其母在被催收過程中受辱，用刀捅催收人，造成一死三傷的結果。當司法機關關注防衛是否過當之時，公眾輿論則更多關注“侮辱母親者該不該殺？放高利貸后又暴力逼債該不該罰？”另一方面，據費孝通先生介紹，“借債人被逼得毫無辦法時，可能在高利貸者家里自盡。高利貸者便面臨著鬼魂報復，也會引起公憤而被迫失去債權。”可見，民間催收中時常存在侮辱、非法拘禁、侵犯身體或生命權的行為，而爆發這些沖突的起因即借貸往往帶有高利息特點，因此在公眾認知中，簡單地將高利民間借貸與此類治安乃至刑事案件直接相關聯。
然而，傳統經濟學原理并不支持利率管制。因為利息作為使用借貸資金的價格，遵循價格的一般原理，即“價格受到抑制就會出現短缺現象，即人們不得不采取價格以外的競爭方式來競爭稀缺的資源”。利率管制的后果表現為：第一，人們不愿意借錢給別人；第二，黑社會應運而生；第三，人們會選用迂回的辦法支付利息。
經濟學和歷史學對不同地區借貸市場利率的實證研究，印證了上述理論觀點。例如，２０世紀前期，江南地區民間借貸月息通常為２分，淮河以北地區民間借貸平均月息高于6.5分，并常達10分以上。盡管后者利息奇高，但“尋常百姓甚少從錢莊、典當借到款項”，因為淮北缺乏發達的金融市場，富裕階層寧愿將真金白銀窖藏掩埋。也因此，“有資者不愿創業，創業者卻無資可用，從而造成淮北大面積、長時期的地區性經濟衰退”。這些事實表明，地區經濟發展需要發達的金融市場支持，利率高低僅是影響金融市場供給的一項因素。同時也需看到，人為限定低利率，包括對民間借貸利率的管制以及對高利貸的嚴厲打擊，可能導致出借人惜貸，減少有效的借貸資金供給，抑制了多樣性的金融產品和多層次的金融市場活動，進而影響經濟發展。
綜上，對高利借貸行為的支持或反對，宗教、社會或經濟領域中都有不同的看法。在法律多元背景下，正式的國家法和社會性的民間法對高利借貸行為及其利率確定都有調整。盡管我國有禁止高利貸的傳統，也存在民間借貸利率上限的司法限制實踐，但如果司法解釋修改的動因主要是經濟性的，則對利率上限管制的理由也會相應削弱。在人類社會早期和中世紀，宗教傳統反對利息是強有力的，但伴隨世俗化及商業社會發展，大多數商業社會已普遍接受市場化利率。擔心高利民間借貸引發社會不穩定因素或者構成對窮人的過度剝削而加劇貧困，但這并不能構成限制利率的充分理由：正是因為農村金融市場不夠發達，窮人難以得到多樣化的金融服務，才選擇民間借貸；也正是因為缺乏必要的債權保障措施或明確的催收規則，正式的糾紛解決機制難以應對民間借貸糾紛解決需求，才引發因民間借貸而起的治安或刑事案件。因此，選擇以“禁”高利貸或“限”民間借貸利率上限的方式，是否能真正解決問題是存疑的。作為社會治理龐大而復雜系統中的一個“小問題”，對民間借貸活動的規制，不應簡單地以司法保護的上限利率設定為主要抓手，而應更廣泛地從發展多層次金融市場的角度來探索解決方案。
《民間借貸司法解釋》適用主體的邊界存疑
2015年《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制定時即存在規則適用范圍的爭議。這不僅是因為存在民間金融概念界定的分歧，或是民間借貸表現類型的多樣，而且還因直接關系到各類從業人員的經濟利益而存在不同的解釋邏輯。長期以來，司法部門和金融監管部門對“民間借貸”的主體認識范圍并不一致。按照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若干意見》的規定，民間借貸案件包括自然人之間的借貸、自然人與法人之間的借貸，以及自然人與其他組織之間的借貸。金融監管部門掌握的標準是，凡商業銀行金融借貸以外的借款合同糾紛均屬于民間借貸糾紛。為適應2015年司法解釋制定之時———“民間借貸的表現形式來看，現已發展到包括典當行，寄售公司，民間借貸代理公司，抵押貸款中介公司，投資管理、咨詢、擔保公司等各種名目的機構的經營活動，這些機構中有的通過了金融審批，有的則是無證經營”———的現實，2015年《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第１條第二款將“經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從事貸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及其分支機構，因發放貸款等相關金融業務引發的糾紛”排除在司法解釋適用范圍之外。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在主體適用范圍方面的規定進行了微調，即將原表述的“其他組織”按照《民法典》主體表達修改為“非法人組織”。盡管司法解釋力圖適應社會發展現實而以“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從事貸款業務”作為劃定其適用的范圍界限，但仍存在模糊地帶。因為語義上，需要金融監管部門“批準”的對象，可能指向“金融機構的設立”以及“從事貸款業務”，而這兩者間究竟是“且”的并列關系，還是偏正式的只要求“金融機構設立經過監管部門批準”，存在理解歧義。
此外，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正經歷變化，司法解釋中“金融監管部門批準”涉及到金融監管權配置的復雜關系。實踐中，隨著近年來我國參與貸款業務的主體不斷增多，這些主體是否獲得金融監管部門的批準從事貸款業務情況有所不同。
第一類主體是獲得金融監管部門批準，并從事貸款業務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如信托公司，其設立明確要求獲得金融監管部門批準并領取金融許可證，其應較為明確地排除在《民間借貸司法解釋》適用主體之外。
第二類主體是由地方金融監管部門監管的地方金融組織，即通常稱為“７＋４”的“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擔保公司、典當行、融資租賃公司、商業保理公司、地方資產管理公司、區域性股權市場和其他地方各類交易場所、農民專業合作社、民間融資服務企業，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和國務院授權省人民政府監督管理的從事金融業務的其他組織。”這些主體或直接或間接地從事借貸及相關業務，但其是否屬于“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主體存有爭議，由此也導致司法解釋的借貸利率上限規定成為高懸其頭頂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具體而言，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出臺前后，典當行、小額貸款公司等紛紛召開研討會發聲表明立場，說明司法解釋對此類由地方金融委（局）監管的從事貸款業務機構的重大影響。審判實踐中，地方金融組織是否適用司法解釋并受利率限制，也是案件審理的焦點問題。例如，在姜再學、高俊岐等民間借貸糾紛再審案中，一方主張當事人“肇東市嘉泰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為金融機構，不適用《民間借貸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本案案由為民間借貸糾紛，當事人之間屬于民間借貸糾紛，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的規制。姜再學等人、億鵬公司主張嘉泰公司屬于‘金融機構’，但并無事實及法律依據。”最終，該案按照2015年《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確定的36％利率上限支持了相應的利息請求。
地方金融組織主張豁免《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利率上限規則的理由包括：小額貸款公司等是中國人民銀行2009年《金融機構編碼規范》中列舉的32類金融機構中的一種，應當屬于金融機構。在各地出臺地方金融（監管）條例之前，小額貸款公司等也受到地方金融辦或相關機構的監管，而在各地地方金融（監管）條例頒布之后，“７＋４”的地方金融組織的監管部門得以明確，應當排除適用《民間借貸司法解釋》，不適用利率上限規則。但反對意見也針鋒相對：中國人民銀行的《金融機構編碼規范》僅是央行進行金融統計的依據，并非是金融機構設立的依據；《銀行業監督管理法》《金融許可證管理辦法》等相關規范未明確小額貸款公司為金融機構；即使銀監會和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發布的《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明確小額貸款公司組建的條件之一是“省級政府能明確一個主管部門（金融辦或相關機構）”，或者在如《浙江省地方金融條例》等地方性法規中明確小額貸款公司的監管部門是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部門，但這些主管部門并不是銀保監等金融監管部門。換言之，反對觀點在對《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第２條的文義解釋中，將“經金融監管部門批準”限定在“一行兩會”的范圍。
同樣的尷尬也存在于典當行。按照《典當管理辦法》規定，商務主管部門對典當業實施監督管理，公安機關對典當業進行治安管理。典當行既非金融監管部門頒發金融執照，又無金融監管部門進行監管。基于典當具有融資等金融屬性，其在當金利率和綜合費用收取等方面往往比照民間借貸規則進行處理。然而，按照《民間借貸司法解釋》限定利率和費用的整體上限，對典當行而言的確偏低，不符合其一直以來的習慣做法。
盡管按照文義和邏輯解釋，諸如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等地方金融組織的確不屬于“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組織。但如此界定而適用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的利率限制，可能出現以下兩種結果：第一，因借貸利率過低而無法覆蓋經營成本和風險，部分此類機構會選擇退出市場。果真如此，司法限定民間借貸利率上限產生擠出借貸資源的效果，導致市場中可借貸資金及機構的供給減少，更增加了包括中小企業在內的融資者的融資難度。即使有部分地方金融組織在利率上限管制下選擇繼續經營，因其對收益風險控制的判斷以及因同類經營者數量減少等原因，會更注重對借款人的篩選。這也使得部分原本可獲得借貸資金的借款人更難獲得金融支持。第二，為規避規則適用，可能采取更為復雜的交易方式和交易結構。例如，要求借款人在獲取甲小額貸款公司借款之前，需向乙公司申請融資服務。盡管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第30條規定“逾期利息、違約金或者其他費用”總額超過ＬＰＲ的四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在上述情形中，借款人分別向小額貸款公司和融資服務機構支付的利息或其他費用都未超過利率上限。且不說此種構架具有一定的隱蔽性和迷惑性，即使借款人主張兩項費用累加超過ＬＰＲ的四倍而導致超過部分無效，還需要解決為何要穿透兩機構獨立人格而合并計算利息和費用等問題。構架復雜交易以規避司法解釋的規則，在制定法權威主義者看來，無疑徒增交易成本和交易環節，也損害了法律和司法解釋的權威。但在法律多元和民間法的角度看來，又有什么理由去否定當事人間基于借貸時的具體情境而達成的合約呢？特定情況下，“法律規避所證明的并不是行為人對法律的無知和非理性，而恰恰證明了他們的理性。這樣一來，這里也就證明了在中國目前的社會文化條件下，國家制定法在某些方面是不完善的。”如果嚴格按照司法解釋文義界定適用主體并施加利率上限限制，追求的目標是降低民間借貸融資成本，但很可能的結果是抑制民間借貸供給和構造更為復雜的交易，反而背離了司法解釋“持續增強市場主體的發展動力和活力，保持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推動綜合融資成本明顯下降”的修改目標。
所幸，上述關于適用范圍主體的疑問快速獲得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回應。2020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815次會議通過《關于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適用范圍問題的批復》（法釋［2020］27號，以下簡稱《批復》）。《批復》第一點稱：“經征求金融監管部門意見，由地方金融監管部門監管的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擔保公司、區域性股權市場、典當行、融資租賃公司、商業保理公司、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等七類地方金融組織，屬于經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金融機構，其因從事相關金融業務引發的糾紛，不適用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不過，適用主體范圍爭議仍可能繼續存在，因為《批復》只列舉了不適用司法解釋的“七類地方金融組織”，并沒有明確地方金融監管規范中涉及的“其他地方各類交易場所、農民專業合作社、民間融資服務企業，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和國務院授權省人民政府監督管理的從事金融業務的其他組織”是否適用新司法解釋的問題。同時，實踐中還可能產生經過商務部門批準或者市場監管部門登記的商業主體，變相或實質性從事借貸業務，但未獲得中央或地方金融監管機構的批準，則該類型（準）民間借貸行為是否受利率限制，亦不明確。
此外，《批復》的表述“等七類地方金融組織，屬于經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金融機構……不適用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可能引發實踐中“通道”業務的發生。例如，本應適用司法解釋利率限制的出借人，通過前述七類地方金融組織為通道，借貸給借款人，此時借款利息可不受司法解釋利率的限制。只要實際借貸利率能夠覆蓋通道費用與司法限制的上限利率，這類“構架”業務就會發生。此時，人民法院審理案件是否需“穿透”借款合同相對性而整體認定為法律規避，又將成為疑問。《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對利率限制的規則還存在司法擴大適用的傾向。在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頒布后不久，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溫州分行訴洪輝道案中，法院認為原告主張按合同約定月利率２％計算借款期內的利息、本金罰息、復利，其總和已超過ＬＰＲ的四倍的保護限度，遂參照原告起訴時ＬＰＲ利率四倍調整利息。此案引起較大爭議，因為出借人平安銀行為金融機構，并不適用司法解釋的利率限制規則。盡管該案二審糾正了法律適用的錯誤，但司法實踐中還存在消費金融公司適用民間借貸利率限制的案件。而2013年銀監會《消費金融公司試點管理辦法》明確，消費金融公司是經銀監會批準，在境內設立的，不吸收公眾存款，以小額、分散為原則，為境內居民個人提供以消費為目的的貸款的非銀行金融機構；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依法對消費金融公司及其業務活動實施監督管理。按此規定，消費金融公司符合司法解釋界定的“經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從事貸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及其分支機構”范圍，不應適用《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則。但在鄔玉潔與中銀消費金融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二審中，法院認為借款合同約定相應的貸款利率、逾期還款違約金以及為實現債權而支出的其他費用合計利率過高，中銀消費金融最終放棄了超過年利率24％部分的主張。
從上述諸案件的審判過程能看出，《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對法院在審理金融案件中處理利息利率問題的潛在影響，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擴張適用司法解釋利率規定的思維，并且表現在法院文件中。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為企業家創新創業營造良好法治環境的通知》（法〔2018〕１號）規定：“對商業銀行、典當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等金融機構以不合理收費變相收取高息的，參照民間借貸利率標準處理，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對照《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的規定，列明商業銀行“參照民間借貸利率標準處理”，已經超出了司法解釋本意規范的借貸關系，反映出一種擴張適用規則的慣性思維。盡管該規定在參照適用時用“以不合理收費變相收取高利息”進行限定，但金融機構收費合理與否，本質上受借貸業務類型、借款人條件等具體情況區分決定，并有金融及價格監管部門的監管，人民法院在案件審理中試圖個案、實質性判斷收費的合理性的做法，方法正當性存疑。類似的規定還有《關于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法發〔2017）22號），要求“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貸款人同時主張的利息、復利、罰息、違約金和其他費用過高，顯著背離實際損失為由，請求對總計超過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調減的，應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盡管未說明，但此處規定的年利率24％的限制，顯然也受到了2015年《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的影響。
司法應如何調整民間借貸關系
（一）利率的金融監管與司法裁判的合理分工
導致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融資慢的問題的重要原因是金融抑制：金融抑制具有明顯的所有制歧視和規模歧視特征。“正規融資成本上升，導致企業傾向于選擇非正規金融進行融資，大型企業傾向于選擇非正規金融中的商業信用金融融資，小型企業傾向于選擇非正規金融中的非正式民間借貸進行融資”。為此，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19年印發《關于促進中小企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專門強調“破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重要舉措包括“積極拓寬融資渠道”和“支持利用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等。應當看到，近年來我國已經通過創投基金、私募基金、典當、商業保理、信托、資管等多種形式加大對企業融資的支持力度，并擴大中小企業在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渠道。在此過程中，小額貸款公司、商業保理公司、民間融資服務企業等商業或金融組織也不斷增多，在逐漸改變以銀行為主導的傳統金融體系結構的同時，防范金融風險、規范金融機構行為和促進各類金融機構間公平有序競爭，也成為金融監管工作的重點。
理論上講，金融市場持續健康發展有賴于適當的金融監管。但民間金融領域，基于法律授權的統一監管尚未形成，“各地金融辦、中小企業局、銀監局、證監局、發改委、經信局甚至財政局都不同程度介入民間金融的監管領域”。在此情形下，為“規范民間金融制度的地方性供給，借助法院個案審判的司法審查是一個有效的方案”
，司法擔當民間金融監管者角色的實踐也漸次展開。盡管最高人民法院出臺及修改相關司法解釋限定在“根據審判實踐需要”的前提下，但實際影響已超越司法審判而廣泛波及除銀行以外的各類金融機構的借貸和準借貸行為。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第１條第二款明確“經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從事貸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及其分支機構，因發放貸款等相關金融業務引發的糾紛，不適用本規定”。但是，面對我國逐漸增多的金融性機構以及日益復雜的金融業務，哪些借貸或準借貸關系需適用司法解釋，進而受到民間借貸利率限制，總存在“民間借貸行為”和“借貸行為主體”兩方面的邊界不清晰問題。第二，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第32條規定，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審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適用新規，包括借貸行為發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參照原告起訴時ＬＰＲ的四倍確定受保護的利率上限。此規定導致民間借貸協議中利率約定超過ＬＰＲ的四倍的借款人，或主張變更合同利率約定，或通過訴訟獲取支持，事實上形成了該司法解釋利率上限規則普遍調整此前的民間借款合同利率的效果。從此效果而言，司法解釋相關規則實際上形成了對民間借貸合同的規制，起到了借款利率調整“指揮棒”的功效。而通常認為，這種規制或“指揮棒”功能，屬于金融調控或監管的范疇，應當屬于金融調控監管主體的職責范圍。
（二）《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的具體適用范圍分析
《民間借貸司法解釋》有良好的初衷和現實的需要。降低中小企業融資難度和費用成本，對民間借貸利率上限的限制被認為是有力措施之一。同時，伴隨民間借貸類案件進入司法程序，特別是當事人一方提出利率過高予以調整的訴訟請求時，人民法院必須依據確定的裁判規則厘定利率，確定借貸當事人的給付義務和責任。從此客觀需要來講，本次司法解釋對利率的修改，以ＬＰＲ的四倍取代24％、36％雙線的標準更為市場化，值得肯定。
當然，也需要看到事物發展的多面性和復雜性。在民間借貸的復雜系統中，以具體案件糾紛裁判為目的而出臺司法解釋，不能單純考慮糾紛解決，還應關注整體經濟金融大環境。在裁判中需“關注結果”———既要個案糾紛解決，還要從宏觀上考量司法規則對社會經濟的引導、指示功能。正如蘇力在“秋菊事件”分析中指出，正式的法律干預似乎更符合那種被認為是普適且客觀的權利觀和權利保護，但“它不僅沒有令當事人滿意，而且帶來了更嚴重的后果：損害了社區中原來存在的、盡管有糾紛但能互助的社會關系，損害了社區中曾長期有效、且在可預見的未來村民仍將依賴的、看不見的社會網絡”。在民間借貸領域，以司法解釋方式降低利率，甚至支持司法解釋出臺前已生效的借貸關系中下調利率，形式上降低了民間借貸成本，但可能引起惜貸效應：在現有利率控制下，部分民間借貸類型收益降低，甚至不能覆蓋其運營的成本，會被逐出民間借貸領域；因為利潤的攤薄，出借人不愿承受高風險業務，進而對借款人嚴格篩選，也會擠壓部分借款人獲得融資的渠道。如果民間借貸的資金供給量減少，選擇借款人更加苛刻，則單純降低民間借貸利息支出，是否能真正起到支持中小企業更便捷、高效和低成本地獲取融資，是存疑的。
在既有的司法解釋條件下，從助力中小企業融資角度出發，可以在司法審判實踐中注重解釋適用范圍的調適，避免民間借貸利率規則的效果過度擴張化。因為參與民間借貸的出借人形式多樣，典當、小額貸款、消費金融等行業存在諸多（地方性）商業慣例，而現在將這些行業統一納入到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利率限制的范圍內，是否符合該種具有借貸性質的交易關系特點，以及是否符合該類交易行為的行業慣例，都需要實踐檢驗。民間借貸的借款人既有需融資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中小企業，也有因各種需求而進行小額、短期、零星融資的自然人。因借款人的信用和財產能力的不同，甚至因獲取融資的渠道、地域、當事人關系等方面的不同，都會影響利率的確定。因此，有學者在認可對利率進行適當管制的必要性前提下，認為對民間借貸利率上限調整應當保持靈活度，實行動態調整；需要針對利率結構機制實施因人、因事、因地制宜的精細化、差異化管理。在司法領域，需要防范司法解釋確定的利率上限過度擴張的態勢，在確定ＬＰＲ的四倍利率上限標準前提下，縮限該利率限制的適用范圍，這將有助于增加借貸資金供給。應相信市場的機制和功能，當獲取融資的渠道豐富、資金供應量增加的情況下，健康的借款人是能夠以更低的成本獲取融資的，如此司法解釋的目標之一———“持續增強市場主體的發展動力和活力，保持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推動綜合融資成本明顯下降”，也將得到良好地實現。
此外，要看到解決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是一項系統工程。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重要原因是中小企業的自身特點和融資特點，與現行的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的融資體系嚴重不匹配。即使到司法領域，除關注民間借貸利率外，提升人民法院民間借貸類案件的執行效率，也是“確保民間借貸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層面。高效公正的案件執行對民間借貸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如果出借人能夠便捷、高效地獲得司法保障，確保其合法債權經由司法執行獲得清償，則會增加其參與借貸活動的積極性，客觀上增加了民間借貸的供給。反之，如果司法執行無法滿足出借人債權安全保障的需求，其會尋求私人救濟等社會性途徑解決糾紛，這無疑會增加出借人的經濟成本和行為合法性風險。當然，如果債權的私人救濟途徑被擠壓，則出借人的理性選擇就是退出民間借貸市場轉而尋求其他商業機會。果真如此，借款人的融資渠道會進一步狹隘，可獲融資量會減少，融資成本相應增加，這也是借貸市場動態調整的表現。
綜上，司法為保障民間借貸平穩健康發展、推動融資成本下降，不應僅局限于以規則方式明確民間借貸利率上限的形式操作，而應當更為遵循市場供給需求的動態調整規律，適當縮限民間借貸利率上限適用主體范圍，并注重司法審判和執行對合法民間借貸關系的高效公正保護。
（作者：姚海放，中國人民大學經濟法學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