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科技創新、走向科技強國的必由之路，是全面保護知識產權。在知識產權保護中，檢察機關發揮著重要作用。2020年，全國檢察機關起訴侵犯知識產權犯罪1.2萬人，是1999年的63.7倍。在我國創新高歌猛進的新形勢下，檢察機關如何進一步發揮檢察職能，服務于國家戰略需要，是亟待深入研究的課題。
數字經濟對知識產權保護提出新要求。在成績斐然的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還需要適應數字經濟時代知識產權保護的新要求。
第一，保護思維要強化主動保護。近年來，我國知識產權保護背景發生了明顯變化，隨著我國科技創新突飛猛進，未來司法機關的主要任務是基于科技創新需要主動保護本國知識產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報告顯示，我國在2019年全球創新指數中的排名提升至第十四位，專利申請量已經居世界第一。然而，限于職能定位，公安機關、司法機關很難主動保護知識產權。顯然，司法機關如何發揮積極司法功能主動保護知識產權，是亟須解決的瓶頸。
第二，保護對象要更加重視技術。近年來，隨著中國數字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人工智能、核心算法、區塊鏈、基因技術等前沿產業的知識產權，更需要司法保護。在數字經濟時代，知識產權保護的重點是以“技術服務”為核心的商業秘密。前沿產業的商業秘密或技術一旦泄露，其損害程度將遠遠超過馳名商標等傳統案件。
第三，保護模式上要更加重視綜合保護。一方面，刑事治罪不能“唯數額論”，而要綜合考慮權利人各種損失。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經把知識產權犯罪由結果犯修改為情節犯，未來司法解釋就應當采用綜合定罪指標，如增加以下定罪標準：多次、組織多人、竊取多種或者多份商業秘密，以及非法獲取行業尖端商業秘密等。另一方面，知識產權保護應擺脫“刑法依賴癥”，建立從預防到打擊、從民事到刑事的綜合保護體系。刑事打擊固然有利于遏制知識產權侵權現象，但“以刑為主”的模式短板明顯，很難充分調動社會資源共同參與知識產權保護。
第四，保護領域要向線上拓展。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迅速，產業應用形態豐富多彩，但是網絡侵權產品的數量遠遠超過線下，體育賽事直播、網絡游戲、數據產權等都成為知識產權保護新課題。在網絡空間，我國需要探索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知識產權保護路徑，為文化復興提供制度保障。
檢察機關應發揮積極司法職能作用。面對知識產權保護新形勢，檢察機關應發揮積極司法職能，從社會治理、民事、行政、刑事等多個角度促進知識產權保護體系良好運行。
第一，充分履行法律監督職責，常態化督促行政機關保護知識產權。在實踐中，行政機關（如市場監督管理局）是保護知識產權的第一關口，多數知識產權案件都是行政機關移交給公安機關的。檢察機關對行政機關依法進行法律監督，是我國檢察制度的特色。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明確指出：“檢察機關在履行職責中發現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行使職權的行為，應該督促其糾正�！睂τ谥R產權違法犯罪，檢察機關需要發揮法律監督職能，督促行政機關從國家戰略的角度出發剛性執法，積極移送犯罪線索。
第二，在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上，檢察機關應當發揮中軸作用。《決定》要求：“健全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完善案件移送標準和程序，建立行政執法機關、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信息共享、案情通報、案件移送制度，堅決克服有案不移、有案難移、以罰代刑現象，實現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無縫對接�！痹谥R產權保護工作中，行政執法機關包括知識產權、文化、工商、質檢、海關等很多部門，職能部門分散、信息溝通不暢、案件移送標準不一，經常出現法律盲區。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可以充分發揮法律監督職能，對知識產權案件進行全局把握，依法履行各項監督職能，防止知識產權案件成為積案。未來，檢察機關可以牽頭建立或打通行政登記、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共享數據庫，既實現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之間的信息共享，又能及時發現行政執法中的漏洞，對行政執法案件進行法律監督。
第三，積極提起行政公益訴訟，以個案方式督促行政機關履職。根據行政訴訟法第25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在履行職責中發現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等領域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致使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經督促后，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的，人民檢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其中，食品藥品安全問題，很多也涉及知識產權保護問題；而且，該條通過“等”字為檢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留下了空間，應當不斷探索，將涉及國家重大利益的事項，納入到行政公益訴訟范圍。
第四，通過民事公益訴訟，督促平臺履行管理義務。在互聯網時代，很多平臺存在侵犯知識產權的情形，行政執法與民事訴訟很難根治侵權現象，而讓平臺充分發揮數據治理優勢，積極履行監管責任，才是破解之道，這需要檢察機關本著保護公共利益的思維有所作為。當前，已有檢察機關探索出一條監督平臺履責的公益訴訟之路，例如，2021年3月11日，杭州市余杭區檢察院訴某知名短視頻公司侵犯兒童個人信息民事公益訴訟案，強化了對兒童信息的保護。這一模式完全可以適用于知識產權保護領域，檢察院發現平臺怠于管理、侵權產品已經影響公共利益時，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訴訟，要求平臺下架侵權產品、賠禮道歉、消除影響。由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與權利人起訴有本質區別，檢察機關介入會形成極大的威懾力，會有效敦促平臺做好知識產權保護工作。
第五，推動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配套制度，解決機制難題。長期以來，知識產權案件都存在“侵權易、維權難”等現象，突出表現為立案難、鑒定難。針對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存在很多缺陷，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應當從全局出發，推動制度完善，打通保護瓶頸。比如，對于新型產業的知識產權鑒定難題，檢察機關可以牽頭或建議相應單位設立鑒定機構，為知識產權保護排憂解難。
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未來發展，“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已經成為國家戰略。法律監督是廣闊天地，檢察機關大有作為。法律監督不僅指監督已決案件，更包括推動制度完善，檢察機關應當充分發揮法律監督作用，逢山開路遇水搭橋，成為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重要力量。
（作者系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互聯網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高艷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