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基礎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對婚姻無效制度和婚姻可撤銷制度既有承繼，又有修改。主要的5處修改是：不再將婚前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視為婚姻無效事由，婚姻登記機構不再是可以撤銷婚姻的有權機關，脅迫婚姻情形下撤銷權除斥期間的起算點為自脅迫行為終止之日起，規定一方未如實告知患有重大疾病能導致婚姻可撤銷，婚姻被確認無效或被撤銷后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自解釋論而言，婚姻無效的事由僅有第1051條規定的3種，可撤銷婚姻的事由僅有第1052條和第1053條規定的兩種，《民法典》“總則編”的民事法律行為規則不能適用，也不能被類推適用。第1054條應被解釋為，原則上，婚姻被確認無效或被撤銷后，無效效力溯及既往地發生，例外情形下，即在當事人間的財產關系和父母子女關系問題上，無效效力僅面向將來發生。
關鍵詞：《民法典》；結婚；婚姻無效；婚姻可撤銷
結婚制度是使得男女雙方得以建立法律保護的婚姻和家庭關系的重要制度，是婚姻家庭法的重要內容。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中，與結婚相關的規則被規定在第五編“婚姻家庭編”的第二章“結婚”之中。《民法典》“結婚”章保留了《婚姻法》“結婚”章的體系結構，條文包括對婚姻有效締結要件的規定以及與婚姻締結瑕疵相關的規定，其中與婚姻締結瑕疵相關的規定，即《民法典》第1051—1054條規定的婚姻無效制度和婚姻可撤銷制度，對《婚姻法》的相關規定進行了很大程度的實質修訂。本文首先總結《民法典》對婚姻無效制度和婚姻可撤銷制度的主要修改之處并進行總體評價，然后對《民法典》中有關婚姻無效事由、婚姻可撤銷事由以及婚姻被確認無效和被撤銷后的法律效果的規定進行解釋和適用，為將來司法實踐中可能出現的難題提供建議。
一、《民法典》與《婚姻法》婚姻無效制度和婚姻可撤銷制度的異同
《民法典》第1051—1054條規定了婚姻無效制度和婚姻可撤銷制度，包括可以導致婚姻無效的事由、可以導致婚姻可撤銷的事由和撤銷權的行使以及婚姻被確認無效和被撤銷的法律效果。《民法典》與《婚姻法》規定相同的內容包括：其一，《民法典》第1051條第1、2、3項與《婚姻法》第10條規定的第1、2、4項相同，重婚、存在禁止結婚的親屬關系以及未到法定婚齡的情形仍然是導致婚姻無效的事由；并且從法條結構來看，仍然是保留了以一個條文進行完全列舉的立法方式。其二，《民法典》1052條延續了《婚姻法》第11條的規定，繼續將脅迫作為導致婚姻可撤銷的事由，并且規定可以請求撤銷婚姻的權利人是受脅迫的一方。其三，《民法典》第1054條第1款規定的無效或者被撤銷的婚姻的效果與《婚姻法》第12條相同，仍然堅持了無效具有溯及力的基本立場，并以單句的方式規定了財產法效果和父母子女關系。
《民法典》在婚姻締結瑕疵部分雖然延續了《婚姻法》的很多規定，但修改之處也有不少，具體包括：其一，《民法典》第1051條沒有保留《婚姻法》第10條第3項，婚前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且婚后尚未治愈的情形不再是導致婚姻無效的事由，這與《民法典》第1048條刪去《婚姻法》第7條第3項相輔相成。其二，《民法典》第1052條第1款僅將人民法院規定為可以撤銷婚姻的有權機關，從根本上改變了《婚姻法》第11條第1句將婚姻登記機關和人民法院共同作為撤銷婚姻的機構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草案）》一、二、三審稿、直至2019年12月審議的《民法典草案》中，可以撤銷婚姻的機構都一直將婚姻登記機關和人民法院并列，但2020年5月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的《民法典草案》和最終頒布的《民法典》卻做出了根本改變。這一修改反映了中國婚姻家庭法理論和實務界的共同認識，值得肯定。其三，《民法典》改變了脅迫結婚時撤銷權的除斥期間的起算點，將《婚姻法》第11條第2句規定的“自結婚登記之日起”變更為第1052條第2款的“自脅迫行為終止之日起”。這一修改實值贊同，只有在脅迫行為終止之日起，當事人才具有行使撤銷訴權的可能，因此新的起算點更加科學。并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一）》（以下簡稱《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第19條第2款規定，《民法典》第152條第2款并不適用于此處，因此權利人申請撤銷婚姻的權利并不受五年最長期間的限制。其四，《民法典》第1053條為新增條款，規定了患有重大疾病的一方要在婚姻登記前如實告知另一方，若未如實告知，則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請求撤銷婚姻。雖然這一條也是有關重大疾病的條款，但該條規定從根本上有別于《婚姻法》第10條第3項的立法目的，后者是“從保護民族的健康、提高人口素質出發”的，而《民法典》第1053條是為了保護自然人的意思自由。若一方由于對方的隱瞞欺騙而做出了知曉真實情況下不會做出的結婚的意思表示，該方才有撤銷婚姻的權利；若婚姻登記時雙方都知曉一方患有重大疾病或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這一事實，則并不導致婚姻可撤銷。其五，《民法典》第1054條第2款為新增條款，規定了在婚姻被確認無效或被撤銷后，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可以請求損害賠償的權利人是無過錯方，體現了對無過錯方的保護，這一改變同樣是對中國婚姻家庭法學界通說的采納。
二、對《民法典》婚姻無效事由規定的解釋與適用
《民法典》第1051條規定了3種導致婚姻無效的事由，其中有禁止結婚的親屬關系和未到法定婚齡的情形在解釋與適用上不存在困難，在此不再贅述。存在解釋空間、在將來司法適用中可能出現分歧的是重婚的情形，需闡述的問題包括：其一，《民法典》規定的重婚是僅指存在兩個或多個登記婚姻的情況，還是也包括雙重或多重事實婚姻的情況；其二，在夫妻一方被宣告死亡的情形中，如何規制死亡宣告被撤銷后可能出現的重婚問題。除了上述3種婚姻無效事由，理論中一直存在爭議的問題是：已達法定婚齡但不具有行為能力、通謀虛偽假結婚以及以偽造、變造、冒用證件等方式騙取結婚登記的3種情形是否為婚姻無效事由？《民法典》頒布以前，上述討論都停留在立法論層面，而伴隨著《民法典》的出臺，有必要展開解釋論層面的探討。
（一）重婚
《民法典》規定的重婚是僅指存在兩個或多個登記婚姻的情況，還是也包括雙重或多重事實婚姻的情況？問題的答案取決于《民法典》對待事實婚姻的態度，若其承認未辦理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男女可構成事實婚姻，那么雙重或多重的事實婚姻同樣構成重婚，并且一個登記婚姻和一個事實婚姻并存的情形也構成重婚；反之，若《民法典》不再承認事實婚姻，而是嚴格適用第1049條“完成結婚登記，即確立婚姻關系”的規定，則重婚僅指雙重或多重登記婚姻的情況。《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第7條采納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以下簡稱《婚姻法解釋一》）第5條的規定，因此1994年2月1日前的未經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關系仍被視為事實婚姻，不需要經過登記即是法律認可的婚姻關系；而1994年2月1日后的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關系，必須在補辦登記后，才能成為法律認可的婚姻關系。基于此，實踐中仍然可以出現事實婚姻和登記婚姻并存而導致重婚的情形。
在夫妻一方被宣告死亡的情形中，若被宣告死亡方的配偶再婚或者被宣告死亡方再婚時，可能導致重婚。與其他國家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編”中對此種情形進行特殊規定的立法實踐（如《德國民法典》第1319和1320條）不同，中國死亡宣告和撤銷死亡宣告對婚姻關系的影響被規定在“總則編”第51條，被宣告死亡的人的婚姻關系，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除，但若死亡宣告被撤銷，在被宣告死亡的人的配偶未再婚或者并未向婚姻登記機關書面聲明不愿意恢復婚姻關系時，婚姻自撤銷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復。由此可知，在死亡宣告與婚姻關系的互動中，“總則編”為其確立了一種動態的關系，即宣告死亡只是使得婚姻關系相對消滅，婚姻關系仍有自行恢復的可能性。在被宣告死亡方配偶再婚的情況中，適用“總則編”第51條得出的結果直接而明確，即前婚姻關系已經消除，因此其再婚并不構成重婚。在被宣告死亡方再婚的情況中，理論中有觀點認為僅應適用“總則編”第51條第1句，認為死亡宣告使得婚姻關系消滅，因而當然不構成重婚。對此應該綜合“總則編”第51條第1句和第2句來判斷，若被宣告死亡方與第三人再婚，被宣告死亡方的原配偶并未再婚或者并未聲明不愿意恢復婚姻關系的，則被宣告死亡方是重婚方，因為婚姻關系并未因死亡宣告而確定地被消除，而僅僅是處于相對消滅的狀態。
（二）已達法定婚齡但不具有行為能力與通謀虛偽假結婚
雖然《民法典》第1051條并未規定已達法定婚齡但不具有行為能力以及通謀虛偽假結婚可導致婚姻無效，但是當事人是否可以根據“總則編”第144條和第146條的規定主張婚姻無效呢？《民法典》第1051條規定的婚姻無效事由與“總則編”第144條和第146條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事由是何種關系？若“總則編”的上述規則可以適用，則可以得出結論，已達法定婚齡但不具有行為能力和通謀虛偽假結婚可導致婚姻無效。
締結婚姻的行為是民事法律行為，婚姻的效力并非來源于婚姻登記，而是來源于當事人做出的締結婚姻的意思表示中的效果意思。在《民法典》采用潘德克頓式總分體系的背景下，“總則編”對其他各分編具有統轄作用，“總則編”中的民事法律行為制度對各分編中的具體民事法律行為具有統轄作用，作為其中一個分編的“婚姻家庭編”自然也受“總則編”的統轄，僅有在《民法典》中存在偏離“總則編”的特殊規定時，才不適用“總則編”的規定。而在婚姻無效的問題上，“婚姻家庭編”便作出了有別于“總則編”的規定，《民法典》第1051條以一個條文的方式明確了何種情形可導致婚姻無效，“總則編”的規則不可以直接適用。
但是，“總則編”的相關規定是否可以在司法實踐中被法院類推適用呢？若認為《民法典》第1051條未規定上述兩種情形構成法律漏洞，則法院可以在司法適用中進行法律續造，從而填補法律漏洞。法律漏洞指的是法律存在“違反計劃的不圓滿性”，指“欠缺特定——依法律的規定計劃或其整體脈絡，得以期待——的規則”。除此之外，還存在一種漏洞類型，即有意識的漏洞，指立法者有意識地不規定某問題，因為立法者認為其還沒有能力解決此問題，或者某問題還未被充分地解釋，又或者立法者認為某問題不能通過法律解決。這是立法者在立法時就采取的一種策略。只有在立法者在立法時就已經決定對某問題不作規定，并將該問題交給判決和科學時，才能認為存在“有意識的漏洞”。筆者認為，未規定上述兩種情形既不構成通常意義上的無意識的、“違反計劃圓滿性”的漏洞，也不構成“有意識的漏洞”，理由有四：其一，對于無行為能力可導致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以及通謀虛偽情形下的法律行為無效問題，“總則編”有明確規定，因此在同一部法典中，很難認為立法者在“婚姻家庭編”不規定這兩種情形是“違反計劃的”；更合理的解釋是立法者根據其原本的計劃，通過《民法典》第1051條的明確列舉，表明其反對將任何其他事由作為婚姻無效事由的態度。其二，雖然中國欠缺相應的立法資料，但是，在《民法典》制定前和制定過程中，理論上存在諸多對于上述問題的探討，因此很難認為未將上述3種情形規定為無效事由是違反計劃的法律不圓滿。其三，法律漏洞的確定并非完全的邏輯推演，其亦涉及價值判斷，“須以法律本身的觀點、法律的根本規整意向、借此追求的目的以及立法者的計劃為準”，雖然結婚行為亦屬民事法律行為，但《民法典》用特殊規定的立法形式表明將其區別于一般民事法律行為的根本態度，自然也很難再通過“同類事物同等處遇”的類推方法確定此處構成法律漏洞。其四，在構成“有意識的漏洞”時，并不能夠通過類推適用來解決該漏洞導致的問題，法院只能在個案中逐一分析如何填補漏洞。回歸到已達法定婚齡但不具有行為能力的婚姻和通謀虛偽婚姻的情形中來，若認為構成“有意識的法律漏洞”，則意味著法院在每個案件中都要根據該案的具體情況做出裁判，這將導致婚姻效力處于非常不確定的狀態，從根本上動搖了婚姻關系的穩定性。綜上所述，“總則編”第144條和146條在婚姻締結法律行為中不能被類推適用，不能成為司法實踐中法官造法的參照。當事人不能依據夫妻一方在締結婚姻時是無行為能力人來主張婚姻無效；即使當事人出于異質于婚姻的目的而締結婚姻，該通謀虛偽的婚姻也并非無效婚姻。
（三）以偽造、變造、冒用證件等方式騙取結婚登記
對于當事人偽造、變造、冒用證件等方式騙取結婚登記的情形，在《民法典》編纂過程中，“二審稿”和“三審稿”都將此種情形作為可以導致婚姻無效的第4種情形，之后因為專家學者認為以偽造、變造、冒用證件等方式騙取結婚登記的情形較為復雜，而將該種情形刪去。《民法典》頒布前的實踐中，法院將偽造、變造、冒用證件等方式騙取結婚登記的情形以及當事人并未親自到場申請結婚的情形都理解為結婚登記程序瑕疵，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以下簡稱“《婚姻法解釋三》”）第1條第2款來處理該問題，當事人只能提起行政復議或者行政訴訟來撤銷結婚登記。《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第17條第2款采納吸收了《婚姻法解釋三》第1條第2款的規定，因此，法院在將來的司法實踐中可能還是會通過此種進路來解決以偽造、變造、冒用證件等方式騙取結婚登記而產生的問題。
但筆者認為，《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第17條第2款與《民法典》相互矛盾：在“婚姻家庭編”被納入《民法典》的背景下，婚姻締結行為被理解為民事法律行為是法律體系科學性的要求。婚姻締結法律行為指的是男女雙方當事人在婚姻登記機關旨在通過締結婚姻的意思表示取得結婚法律效果的行為。婚姻的有效締結必然需要雙方當事人做出締結婚姻的意思表示，若結婚的一方當事人冒用他人證件辦理了結婚登記，被冒用人并沒有做出結婚的意思表示，被冒用人并非締結婚姻的主體，單純的登記形式并不能取代具有實質意義的意思表示，被冒用人與婚姻關系的另一方當事人之間并不存在婚姻關系，被冒用人可以請求婚姻登記機關更正登記；與此同時，如果冒用人和另一方親自到婚姻登記機關申請了婚姻登記并且婚姻登記機關為其完成登記，雖然登記的姓名錯誤，但由于締結婚姻的法律關系是高度人身性的關系，另一方并不是與具有某個特定姓名的人結婚，而是與冒用人結婚，故冒用人與婚姻關系中的另一方之間的婚姻關系已經成立。對于該婚姻關系是否存在締結瑕疵，則需要考慮是否存在《民法典》第1052條和第1053條規定的婚姻可撤銷事由。因此，只要正確理解《民法典》視域下的婚姻締結行為，以偽造、變造、冒用證件等方式騙取結婚登記的情形可能出現的法律問題完全可以通過《民法典》的現有規定得到解決，不需要適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第17條第2款。
三、對《民法典》婚姻可撤銷事由規定的解釋與適用
《民法典》第1052條和第1053條規定了可以導致婚姻可撤銷的事由、享有撤銷訴權的權利人以及撤銷權的除斥期間。《民法典》第1052條仍然將脅迫作為導致婚姻可撤銷的事由，構成脅迫締結婚姻需要存在脅迫行為，相對人因脅迫行為而產生恐懼，基于該脅迫行被迫與另一方結婚；第1053條規定了登記結婚前當事人負擔重大疾病告知義務，當事人請求根據此條撤銷婚姻時，需要滿足的要件包括一方在婚姻登記前患有重大疾病，患有重大疾病的一方在婚姻登記前知曉病情以及患有重大疾病的一方沒有將病情如實告知另一方。此處需要解釋的問題有兩個：其一，如果患有重大疾病的一方沒有將病情如實告知另一方，但另一方通過其他途徑知曉患病事實，此時是否仍導致婚姻可撤銷？從法條來看，似乎并不否認這種情況也可以導致婚姻可撤銷；但是，本文認為此時將不再能夠導致婚姻可撤銷：本條旨在保護另一方的善意，若其在婚姻登記前已經知曉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事實，則無論其知曉途徑為何，都不再有賦予其撤銷權的必要。其二，重大疾病的判斷標準為何。還需要探討的問題是，根據《民法典》的規定，除了上述兩種婚姻可撤銷事由，重大誤解以及欺詐是否可以導致婚姻可撤銷。
（一）重大疾病
對于何謂重大疾病，第1053條既沒有進行定義式的明確、又沒有作出列舉式的規定。《婚姻法解釋三》第4條曾出現“重大疾病”一詞，最高人民法院認為“疾病是否重大，參照醫學上的認定，借鑒保險行業中對重大疾病的劃定范圍，一般認為，某些需要長期治療、花費較高的疾病，如糖尿病、腫瘤、骨髓灰質炎、麻風病、結核病等，或者直接關涉生命安全的疾病等屬于重大疾病”。“重大疾病”一詞還出現在2007年發布的《重大疾病保險的疾病定義使用規范》中，該規范以非完全列舉式規定了何種疾病屬于重大疾病。有觀點認為應將“重大疾病”的范圍限制在不適合契結婚姻或者有可能對婚后生活造成重大損害的疾病上。是否構成重大疾病應該按照客觀標準來確定，而非根據當事人對疾病的主觀看法來衡量；從條文目的出發對《民法典》第1053條的“重大疾病”進行解釋，只有對當事人婚姻生活造成嚴重影響的疾病才能構成此條的“重大疾病”，而所謂對婚姻生活造成嚴重影響，是指使得婚姻引起的法定效果在當事人之間基本落空，患有疾病的一方無法履行法定義務，這既應包括婚姻引起的人身義務，如同居義務，也應包括財產方面的義務，如相互撫養的義務，因此治療疾病花費過高而使得婚姻經濟生活不能正常運行的疾病也應屬于此條的“重大疾病”。
（二）重大誤解和欺詐
“婚姻家庭編”并未將重大誤解和欺詐規定為導致婚姻可撤銷的事由，但是當事人是否可以根據“總則編”第147條和第148條的規定主張婚姻可撤銷呢？
與婚姻無效事由面對的問題相同，在婚姻可撤銷情形中同樣需要討論是否適用“總則編”有關民事法律行為的相關規定。與規范婚姻無效事由的方式不同，《民法典》在規定導致婚姻可撤銷的事由時并沒有運用完全列舉式的條文，而是在第1052條和第1053條分別規定了因脅迫和因重大疾病未告知而導致的婚姻可撤銷。但是，僅依據與婚姻無效的規范方式不同，并不能從反面論證出可撤銷事由就是開放性的。從條文內容來看，第1052條和第1053條不僅規定了導致婚姻可撤銷的事由，還規定了撤銷權利人和除斥期間的起算點，因為脅迫婚姻中和重大疾病未告知的婚姻中撤銷權利人不同且除斥期間的起算點不同，因此很難將兩種情形統一規定在一個條文之中，這才是《民法典》采用兩條來分別規定兩種婚姻可撤銷情形的原因。
除此之外，是否可以認為第1052條是對作為一般規定的第150條的修改、第1053條是對第148條和第149條的修改，因此《民法典》僅就脅迫婚姻和重大疾病未告知的婚姻兩種情形作出特殊規定，而“總則編”其他的關于民事法律行為可撤銷的規定可以不需要進行修改便可以直接適用于締結婚姻的法律行為？這一解釋并沒有說服力：雖然第1053條大大限制了欺詐制度在婚姻締結法律行為中的適用，構成了對第148條、第149條的實質修改；但是，婚姻締結行為因為脅迫可撤銷與一般民事法律行為因為脅迫可撤銷在構成要件方面卻并無不同。因此，唯一可能的解釋是，立法者僅僅認為脅迫和重大疾病未告知兩種情形是導致婚姻可撤銷的事由。
并且，立法者在立法時十分清楚，在實踐中存在因為意思表示錯誤而締結的婚姻，也存在除重大疾病未告知情形以外的欺詐型婚姻，因此對此未作規定并非“違反計劃的不圓滿”，故不存在法律漏洞，也就不能類推適用“總則編”的相關規定。在此還需要指出的是，《民法典》頒布前，理論中就受欺詐締結婚姻以及基于錯誤締結的婚姻有較為廣泛的討論，且大多學者都肯定這兩種情形導致婚姻可撤銷。筆者也撰文支持將欺詐一般性地作為婚姻可撤銷的事由，意思表示錯誤則不能導致婚姻可撤銷，但遺憾的是，《民法典》并沒有采納學說的立場。對于婚姻可撤銷事由的限制使得婚姻關系的確定性和穩定性更強，但是也可能由于規則過分狹隘，使得個案中當事人的意思自由、結婚自由等合法權益得不到周全的保護，比如，若適用《民法典》的規定，則實踐中“同妻”情形下的無過錯方配偶只能通過離婚結束婚姻關系，而不能主張撤銷婚姻。
四、對《民法典》婚姻無效和婚姻可撤銷法律效果規定的解釋與適用
（一）無效效果的溯及既往
《民法典》第1054條沒有區分規定婚姻被確認無效和被撤銷后的法律效果，對二者做了一體化的規定。第1054條第1款第1句規定婚姻被確認無效和被撤銷后，其無效效果溯及既往地發生，該婚姻關系自始沒有法律約束力。在婚姻可撤銷的情形中，本句規定“被撤銷的婚姻自始沒有法律約束力”，即婚姻被撤銷的時候，才發生溯及既往無效的法律效果；而婚姻何時才算被有效撤銷呢？根據《民法典》第1052條和第1053條的規定，權利人應當向人民法院請求撤銷婚姻，法院的生效判決才能使得婚姻被撤銷。在婚姻無效的情形中，第1054條第1款只是規定“無效的婚姻自始沒有法律約束力”，并未明確何時才會發生溯及既往無效的法律效果。而且，第1051條也僅僅規定了婚姻無效的事由，并未規定當事人應當向法院申請婚姻無效。由此而生的疑問是，無效婚姻是否當然無效，即是否如一般民事法律行為那樣，無效時并不需要法院的判決而直接無效？此問題可通過對《民法典》第1053條的解釋來回答：由于第1053條第1款第1句統一規定了婚姻無效和被撤銷的法律效果，應解釋為兩種情形下的“無效”含義相同，若可撤銷婚姻的無效是自法院做出撤銷婚姻的判決時溯及既往，在婚姻無效的情形中，該無效亦為自法院做出婚姻無效的判決時才溯及既往，而非當然無效，這樣的解釋同樣符合婚姻關系要保持安定性和明晰性的要求。并且，《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第20條承接了《婚姻法解釋一》第13條的規定，明確了自始沒有法律約束力是指無效婚姻或者可撤銷婚姻在依法被確認無效或者被撤銷時，才確定該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護。
（二）財產分割問題
《民法典》第1054條第1款第2句和第3句規定了婚姻被確認無效或被撤銷之后的財產法效果，明確了當事人協議處理同居期間所得財產的優先性，若不能達成協議，則由法院判決，而法院遵循的原則是照顧無過錯方的利益，并且在重婚的情況中，即使照顧無過錯方，也仍然不得侵害合法婚姻當事人的財產權益。
首先要明確的是本條第2句確定了保護無過錯方利益的原則。根據民法一般理論，過錯指的是故意或者過失，無過錯指的是無故意或者過失，具體到本條，在婚姻無效的情形中，無過錯指在締結婚姻時不知且即使盡到注意義務也不可得知存在導致婚姻無效的事由；在脅迫婚姻情形中，要區分婚姻關系中的一方對另一方的脅迫和第三方對婚姻關系中一方的脅迫，在前一情況中，脅迫行為人為過錯方，另一方為無過錯方，而在后一情況中，婚姻關系中被脅迫的一方為無過錯方，婚姻關系中的另一方若明知或應知第三方實施的脅迫行為，則其為過錯方，反之為無過錯方；在未告知重大疾病的情形中，患有重大疾病而未告知的一方為過錯方，另一方為無過錯方。無過錯并不等同于善意或誠信，前者需要當事人在客觀上盡到了注意義務，而后者僅需當事人在主觀上處于善意信賴的狀態。舉例而言，在中國司法實踐中有法院認為一方患病導致婚姻無效，而另一方未充分了解患病方就與其草率結婚，雖然其主觀上并不知曉導致婚姻無效的事由，但是其應當知曉，因此其亦是過錯方。
其次，如何在財產分割時照顧無過錯方的利益？雖然《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第22條吸收了《婚姻法解釋一》第15條的內容，規定當事人同居期間所得的財產，除有證據證明為當事人一方所有的以外，按共同共有處理，但實際上還是沒有規定個人財產和共同財產的認定標準。筆者認為雙方當事人之間的財產關系適用有效婚姻關系中關于夫妻雙方財產關系的規定，理由如下：從結構上來看，第1054條第1款第1句是基本立場、一般原則，第1款第2句和第4句構成一般原則的例外，即原則上無效的效果溯及既往，但在夫妻雙方的財產關系和父母子女關系問題上不發生溯及既往的法律效果。因此，應根據《民法典》第1062條、1063條、1064條來判斷同居期間所得的財產是共同財產還是個人財產。在確定了共同財產之后，在對共同財產進行分割時，照顧無過錯方的利益。此處不僅涉及積極財產的分割，也涵蓋消極財產即債務承擔問題，發生于債務形成之后的婚姻無效確認或撤銷并不能影響債務的性質，共同債務的認定應根據《民法典》第1064條的規定，即按照有效婚姻中共同債務的認定標準，只有基于雙方共同的意思表示的債務、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以及債權人能夠證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的債務才是共同債務。
（三）父母子女關系問題
《民法典》第1054條第1款第4句明確了父母子女關系仍然適用本法關于父母子女關系的規定，在婚姻被確認無效或被撤銷后，子女由誰直接撫養、撫養費如何負擔、探望權等問題，都按照本法有關離婚后子女撫養等的規定來處理。由于《民法典》既有對于婚生子女的規定，又有對于非婚生子女的規定，對婚姻締結瑕疵情形下的子女地位在理論上便有爭議。一種觀點認為，既然中國法采取婚姻無效溯及既往原則，那么所生子女自然為非婚生子女；也有學者認為為了保護子女利益，應將子女認定為婚生子女；還有觀點認為，既然《民法典》第1071條規定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便無須糾結到底是婚生子女還是非婚生子女。雖然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但前提是該子女要在法律上被確定為當事人的子女：若是婚生子女，由于存在婚生子女推定規則，若一方主張該子女并非自己的子女，則該方承擔舉證責任；但若是非婚生子女，另一方并不需要證明子女并非自己的子女，而是由主張是非婚生子女的一方承擔舉證責任。所以即使同等保護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利益，但仍有必要區分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上文已將第1054條第1款第4句解釋為第1054條第1款第1句的例外情形，即在父母子女關系問題上例外地不發生溯及既往無效的效果，在婚姻被確認無效或被撤銷前出生的子女為婚生子女。
（四）損害賠償請求權
《民法典》第1054條第2款規定了無過錯方的損害賠償請求權，該款中的無過錯與第1款第2句中的無過錯含義相同，不再贅述。客觀方面的要件是，無過錯方當事人因婚姻被確認無效或被撤銷而受有損害，此種損害既可以是財產損害，也可以是非財產損害。實際上，在本法將無過錯方的損害賠償權納入法典以前，實踐中已有法院認為在無過錯方精神上受到較大傷害的情形下，其可以主張撫慰金賠償，但并未明確法律依據。值得探討的是，婚姻被確認無效或被撤銷可能導致哪些財產損害：其一，無過錯方因為締結婚姻而導致的開支屬于此款意義下的財產損害，比如租賃婚禮場地的花費、宴請婚禮賓客的花費等；其二，無過錯方給予另一方的彩禮并不屬于此條意義上的財產損害，其給予彩禮可以解釋為以婚姻有效締結為目的的贈與合同，因此并不發生彩禮的損害賠償問題，無過錯方可以根據《民法典》贈與撤銷權的規定或者不當得利的規定來請求返還彩禮；其三，實踐中還可能發生的情況是，無過錯方因為信賴婚姻關系有效成立，而做出某種行為，比如放棄工作、回歸家庭，這使得其不能通過工作獲得財產，這種損害被稱為“婚姻導致的不利益”。在婚姻被確認無效或被撤銷時，無過錯方是否可以請求基于“婚姻導致的不利益”的損害賠償？本文對此持否定態度，因為根據本條第1款第2句的規定，即使婚姻被確認無效或被撤銷，當事人之間的財產關系仍然適用有效婚姻關系中關于夫妻雙方財產關系的規定，即適用婚后所得共同財產制的規則，另一方在婚姻存續期間獲得的工資、獎金、勞務報酬、生產經營投資收益等都屬于共同財產，“婚姻導致的不利益”已通過共同財產的分割得到補償，因此不應再通過損害賠償制度來進行二度評價。
本文僅對《民法典》中的條文進行了解釋，分析了實踐中可能出現的司法適用難題。但有很多與結婚有關的條文并未被規定在《民法典》中，而是被規定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中。但對比《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和基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釋，有關婚姻無效和婚姻可撤銷制度的實質修改乏善可陳，僅《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第15條修改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6條的規定，刪掉了“雙方均死亡的，不列被申請人”，第19條第2款新增規定，受脅迫或者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當事人請求撤銷婚姻的，不受五年除斥期間的限制。囿于篇幅，本文未涉及此司法解釋中的規則。可以期待的是，在原有司法解釋大規模保留的背景下，法院在今后對這些條款解釋和適用時，不會與之前相左。
作者：李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法學院副教授。
王文娜，女，德國法蘭克福歌德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