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撰稿 劉奕君
2018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正，標志著“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已成功實現了從試點探索到正式立法的過渡。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制度化、法治化的體現，也是司法頂層設計對實踐基層案多人少矛盾的應對，它通過繁簡分流，可以實現司法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但有觀點認為，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中，被追訴人和檢察官在審前階段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法官無權參與其中。檢察機關在認罪協(xié)商過程中行使了“準司法權”，從單一的控訴機關成為控訴+審判雙重角色，有違控審分離原則之嫌疑。但筆者認為，立足于控審分離原則的基本內涵，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未違背控審分離原則，理由如下：
第一，從組織結構而言，承擔控訴職能的檢察機關獨立于專享審判職能的法院，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并未改變檢察機關、法院的組織機構、人員設置。
第二，無起訴，不審判。檢察官與犯罪嫌疑人達成認罪協(xié)議，并據此向法院提起訴訟。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審判程序的啟動依舊以檢察機關起訴為前提，法官不會主動審判。
第三，法院審理范圍受限于起訴范圍。認罪認罰從寬程序中，法院審判活動圍繞認罪協(xié)議展開，對檢察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以及量刑建議的合理性進行審理。不論是在形式上還是實質上，法院審理范圍都不會超出認罪協(xié)議內容。
第四，認罪協(xié)議受到審判權的反向制約。法院審查是確保認罪協(xié)商程序合法性、正當性的重要防線。根據訴訟認識規(guī)律以及訴訟程序的遞進性，審判程序對偵查、審查起訴結果進行審查和檢驗，審判階段定罪量刑的標準對審查起訴、偵查形成一種反向制約。同時，法官通過加強實質審查以確保案件的公正性：一是案件是否存在事實基礎，即犯罪事實客觀存在，而且被追訴人確實是犯罪行為的實施者；二是被追訴人認罪的自愿性、真實性、明智性，即被追訴人是在清楚知悉認罪法律后果的基礎之上、基于內心真實意愿并未受到任何脅迫情形下作出的認罪；三是協(xié)商內容的正當性，協(xié)商結果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從寬量刑是否在法定幅度內；四是程序保障是否到位。程序簡化的最低限度是保障當事人不可克減的權利。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相較于普通程序進行了大幅度簡化，為確保案件的質量，應加強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程序保障，比如公檢法機關是否履行了權利告知義務，被追訴人是否受到律師幫助；法官是否審查了認罪自愿性等。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