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什么方式治理國家，國家治理的前途和總趨勢是什么，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社會制度會有不同選擇。“中國之治”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上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與結果，其中蘊含著“治”的主體與動力、“治”的載體與方向等要素，把握各要素的內在邏輯，正確認識“中國之治”的主體，科學分析“中國之治”的制度優勢、實踐發展與理論創新，總結借鑒中外國家治理的歷史經驗教訓，能夠為“中國之治”提供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
中國之治的主體邏輯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各族人民提供了“中國之治”的“中國之智”。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主體力量，是社會發展變革的最終決定力量。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升人民群眾主動參與政治生活的覺悟、能力和素質，拓展人民管理國家各項事務的權利與空間，使廣大人民群眾真正走向前臺貢獻自己的智慧與力量。在多元互動、平等共治的國家治理主體結構中，中國共產黨無疑是“中國之治”的核心領導主體，處于中樞地位；黨必須妥善處理國家治理中的各種關系，科學判斷國家治理面對的風險挑戰，準確預測國家治理面臨的形勢趨勢，逐步破解國家治理的突出問題，把政治智慧的增長、執政本領的增強、領導藝術的提高深深扎根于人民群眾的實踐沃土中，最大限度地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將他們的能力智慧匯聚為國家治理的共同體力量，凸顯人民群眾在國家治理中的主體價值。
中國之治的制度邏輯
具有顯著優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奠定了“中國之治”的“中國之制”。“中國之治”源于“中國之制”，本質上是“制度之治”。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領導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逐步建立、建設和發展了由一系列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構成的多層次、寶塔型制度體系。這些制度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高效，涉及黨的領導、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軍事、國防、外交、祖國統一等各個方面，呈現了頂層設計與分層對接、保持定力和改革創新、宏觀規劃與執行機制的有機統一，立體化滿足了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保證了“中國之治”全局性、根本性和戰略性問題的政治方向，為廣大人民和基層組織參與“中國之治”提供了制度根基。
中國之治的實踐邏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深蘊了“中國之治”的“中國之行”。“中國之治”的成就與過程內嵌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是立足于中國實際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其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都有具體的實踐載體。在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基本理論問題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開辟走向完善，提供了“中國之治”豐厚的實踐經驗；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部署了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重點工作，開辟了“中國之治”的嶄新境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長期實踐折射了“中國之治”的守正創新，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大奇跡”檢驗了“中國之治”的展開成效。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將繼續積極創新國家治理的新理念與新機制，將守正的自信與改革的創新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中。
中國之治的理論邏輯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指明了“中國之治”的“中國之向”。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中國之治”的理論源泉。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域中，經典作家們已經從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角度探討了國家消亡過程中的職能轉化問題，認為 “社會主義革命以后無產階級國家制度殘余”，即“無產階級的國家或半國家”會自行消亡，國家職能會由階級統治轉向社會管理，“國家政權職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這一思想明確了“中國之治”全民參與、平等互動的內在規定性。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始終保持張力，緊隨時代與實踐發展的步伐，形成了一系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成為“中國之治”的科學理論指南。面對新時代的新方位、新矛盾、新變化，“中國之治”必須與時代同步，與人民同行，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根本指導思想和行動綱領，凝聚中國力量，明確中國前行的根本方向。
中國之治的歷史邏輯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治理智慧與近代以來西方國家治理的經驗教訓成為“中國之治”的“中國之鑒”。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在分封制和郡縣制的政治制度下，輔之以鄉紳和家族的社會管理方式以及一整套成文法體系，形成了農耕時代獨特有效的治國模式和社會管理體系，構筑了古代穩定的社會結構。在此過程中，封建王朝不斷強化中央集權，鞏固社會穩定；通過文官制度和賦稅制度，實行自上而下的委托管理模式，分配公共權力，形成等級秩序，汲取社會資源；通過儒學為主的思想體系，對古代帝王、社會民眾、權力分配等問題形成價值引導與約束，構筑古代社會的合法性和權威性。近代以后，西方國家逐步形成了資本主義民主制體系下的治理模式。近年來，西方多黨競爭、權力制衡制度設計的弊端開始顯現，政治活動常常出現互相推諉、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低效狀態和黨派攻訐的混亂狀態，政黨以選舉目標取代了表達不同意見、實現有效治理的目標，西方治理中的社會紊亂和失序現象正是其制度性的危機表現。總體上，中國古代社會以德治國、民為邦本、禮法合治等思想給“中國之治”以深刻啟迪，西方社會的治理經驗與治理亂象又給“中國之治”以有益啟示。
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中國之治”是在馬克思主義科學指導下，在黨領導的革命、建設與改革的長期實踐中，集全黨全國人民的集體智慧形成與推進的。“中國之治”的五重邏輯體現了歷史傳承性與時代開創性的統一，制度優勢性與現實需求性的統一，理論指導性與實踐發展性的統一，呈現了“中國之治”的經驗與成就，昭示了“中國之治”的未來與方向。
（作者單位：安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