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單元：法院調解和人民調解
主持人：田平安(中國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同志們、朋友們，本單元的大會發言馬上開始。今天發言的一共四位，評論人四位，第二位發言人艾佳慧因事沒到，所以就由另外一位同志宣讀。主發言人每人10分鐘，評論人10分鐘，希望大家把觀點盡量闡釋出來。第一位發言人是北京人延慶縣人民法院研究室助理裁判員李新亮發言。他的題目是“從調執失衡到調執兼顧：法院調解率考核機制之實證演繹與正確求解”。
1. 從調執失衡到調執兼顧： 法院調解率考核機制之實證演繹與正確求解
■報告人：李新亮(北京市延慶縣人民法院研究室助理審判員)
尊敬的各位領導、法學前輩, 各位法律實務界同仁、老師、同學!
大家下午好，我是來自北京市延慶縣法院的李新亮，非常感謝主辦方的盛情邀請，能夠有幸來到有“黃埔軍校”之稱的法學殿堂西南政法大學參加本次法學盛會，一睹各位法學名家的風采，同時對承辦單位熱情周到的服務和接待工作表示感謝。我今天向大家匯報的題目是從調執失衡到調執兼顧：法院調解率考核機制之實證演繹與正確求解。
在進入我今天的主題之前，我想首先必須明確一下調解的含義，我認為，第一，調解在法律意義上首先是一個“概念”，區別于其他司法實務領域的專業術語;第二，調解其次是一種“行為”,與普遍意義上的開庭審理有明顯不同，其外延更大，形式更為靈活，對法官的能動性要求也就更高;第三，調解還是一種“效果”，與判決相比，更容易得到當事人的理解和認可，從而達到案結、事了、人和的綜合效果。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是否所有調解的案件都能達到這種理想的效果呢?下面請大家看這樣一組數字,根據北京市延慶縣法院的統計數字表明，該院近五年來的調解案件均在1000件以上,但調解案件的申請執行率也達到了年均60%以上,體現出調解率和強執率“雙高”的反常趨勢，數據雖然源于筆者所在法院，但相信在全國范圍內同樣廣泛存在，大家都知道，判決案件執行難是困擾法院的一個老大難問題，然而，調解案件執行難卻令人較難接受，因為調解多數情形下需要原告作出讓步，甚至在執行中還要進行二次“權利讓渡”，結果只能是案子結了、事卻沒了，更談不上人和，“空調”現象浪費較多的司法和社會成本，與我們設置調解制度的初衷嚴重不符。
在當前建設和諧社會以及“調判結合、調解優先”的大背景下，當前法院系統對于調解工作給與了空前重視，而衡量一個法院，一個法官的標準是什么呢?如何才能激發法官調解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呢?這就需要在法院系統內部進行審判管理，因為“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必須靠績效考核指標的設置和運行來管人、管事、管案，而這一考核指標就是調解率。調解率作為最高院31項一級績效考核指標中的一項，作用毋庸置疑，成為衡量法官能力的一桿標尺。然而，規矩立了，現實中的執行得如何?效果怎樣?是我們不得不考慮的問題，這樣多的調解案件執行不了或者只能通過強制執行才能實現，我認為，除了一些當事人客觀上的執行不能，主觀上的虛假承諾等原因以外，法院和法官在執行調解制度上的思想和行為偏差，對于造成上述問題無疑作用更大。調解程序本是當事人之間的權義讓渡和利益交換關系，但是，調解結案同時會對法官評優評先添分加碼，導致調解過程夾雜著法官的利益考量因素，正是這種考評方式產生的錯誤導向，導致法官普遍產生調解結案的不良偏好，這時，如果在將調解與其他糾紛解決方式做優劣區分顯得意義不大，甚至還會產生副作用。
因此，我們更應該從法官執法角度尋找問題根源，因為法官是調解程序的實際發起者和程序操控者，更是最后裁判者，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識和訴訟常識，知悉更多的雙方信息，對雙方訴求的衡量最為準確，可以說法官是決定調解程序走向的最重要主體，倘若這個關鍵環節控制不好，便會使調解制度走上不良軌道，從而引發一系列的惡性后果，最終導致當事人的利益受損和司法公信力的降低。其實，法官產生這種錯誤傾向的原因很多，既有考核制度本身的因素，也有機制方面的因素，還有法官作為“經濟人”的利益考量因素。限于時間關系，我重點分析考核制度方面的問題。
這里我想用這樣一種理論進行解讀和闡述，即標準→思想→行為→效果，它們之間是影響和被影響的關系，我暫且將之稱為“映射理論”。這就體現出標準的重要性，即剛才提到的調解率。數學上，調解率是調解結案數和案件總數之間的比，它現在存在的主要問題在于：調解率更多體現數量之間的比值，較少考慮執行效果等質量因素，在效果和標準之間形成了極大的反差。要想解決這一根本問題，必須對調解率考核機制進行改良，將執行效果指標吸收進調解率公式的計算過程，給與調解和執行兼顧的法官以肯定評價，反之，則給與較低評價，最大程度上糾正法官的不誠信調解行為。然而，這里的改良并非將調解后執行的案件數和結案總數作簡單除法，還需要引入兩個推倒公式來演算和證明改良公式的科學性。
第一個公式是調解成功率公式：調解成功率=調解成功案件總數/可調解案件總數。本公式的主要特點是先確定可調解案件總數這個分母,因為駁回起訴、自行撤訴案件僅需在程序審查方面耗費法官部分精力,而特殊程序案件無需調解,故上述幾種結案方式應從可調解案件總數排除;而在部分判決和撤訴工作中,法官雖然做出了調解努力,并促使案件順利執行，但卻無法計入分子數進行衡量,我們必須改變這種現狀,將其計入調解成功案件數。該公式既排除了不合理的結案指標，又吸收了效果評價指標，最大程度排除了人為對結案方式進行操控的可能性。
然而，僅有這個公式仍然無法科學考評，因為調解成功率只能反映法官個人調解案件履行情況，無法體現出不同法官之間的差異性。由于不同法官的可調解案件數不一致，可能導致最終的計算結果不公平，需要進一步構建可調解案件率公式消除這種影響：可調解案件率=可調解案件總數/法院收案總數。該公式的最大特點是考慮到了工作量的大小對調解效能的影響，這里既包括了可調解案件數的不同，也包括了法官處理程序性事務對可調解案件工作效率的影響，既排除了人為追求調解成功率降低可調解案件數的可能，又考慮到單位時間內工作量的不同對審判節奏的影響，可最大限度改善法院內部人浮于事對評比公正性的影響。
綜上所述，調解成功率和可調解案件率的乘積即為綜合調解成功率：綜合調解成功率=調解成功案件總數/法院收案總數，即為對現在調解率考核公式所做的改良。
法官在科學合理考評制度下必然產生誠信調解心理，進而外化為非功利性的司法行為選擇，該種選擇在訴訟環境中保持一種常態，必將有利于調解制度的完善與發展。主要有以下兩個預期效果：一是法官角色的變化。在此機制的影響下，沒有執行的調解案件等于做了“無用功”，法官必將盡最大程度的勤勉義務保證案件順利執行，要求法官在調解過程中必須充當好三種角色，即a信息傳播者b方案提議者c程序控制者，確保訴訟模式下的當事人雙方的對抗和風險減少,始終處于一種合作狀態，這是一種平衡雙方當事人處分權和法官程序控制權的“協同型”調解模式，并達到了一種動態的平衡，相比完全的“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訴訟模式，具有明顯的進步。二是配套機制的完善。上面我們提到，除了考核方面的原因，法官的調解偏好還有機制和人的因素。一方面在于審執分離的司法流程管理，使得調解法官沒有了執行難的后顧之憂，往往在行為上偏向隨意性，不可避免產生一些銜接問題。另一方面在于制作調解書比判決書簡單，還能有效避開錯案責任追究，經濟成本顯而易見。然而，這些惡意均是內藏于法官內心的一種隱性思想活動，現實中無法從事后進行規制，當事人也很難提供再審證據，還需在機制方面進行配套完善。我認為，司法機關應該從司法信用評估、法律充分釋明、加強督促方式、司法及社會信用否定等五個方面做出努力，最大限度消除惡意調解的生存空間。
我是一個文科生，對某些公式的解讀可能不太透徹，希望大家多關注一下我的論文;我是一名基層法官，所提建議是否具有可行性，還需引起相關領導的重視;我是一個問題揭露者，對調解制度并無看法，只是希望它變得更加完善;我是一個理論初學者，敬請各位專家學者對我的淺顯觀點批評指正。
謝謝大家!
■評論人：蔣惠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辦公室副主任、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副所長)
今天，我非常高興參加“第七屆中國法學青年論壇”這樣一個盛大的活動，在與參會的各位青年才俊的接觸中學到了很多東西。最高人民法院作為中央司法改革任務其中一項——多元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的牽頭單位，我們司法改革辦公室做了一些具體的實務工作，承擔了多元糾紛解決機制改革項目的策劃、設計和落實等工作。下面我結合自己的工作談一談對今天會議的總體看法，并根據議安排對李新亮論文略作點評。
一是關于這次論壇的總體感受。中國的調解確實不是一個簡單的話題。為什么這樣說?所有搞法律的人都會想到這樣一個答案：作為糾紛的解決機制，當調解納入到國家的司法制度當中時，或者說作為司法制度的附屬組成部分的時候，則成為一種正義的分配機制。所以這就是為什么在一些國家把調解比喻為“二等司法”。在中國的司法制度教材里，都會有一章是關于人民調解的內容，而且我想以后其他各種調解也會加入進來。糾紛解決機制也是一門科學。如果調解僅僅是一項操作技術，相對來說還沒有那么復雜，也未必能拿到這么大的平臺上做研究，召集這么多的專家學者來發揮聰明才智開展研討。這是我說“調解不簡單”的一個原因。另一方面，從上午金平老師講的他自己的切身感受來看，從江必新大法官、錢峰大法官在致辭中對調解問題發表的一些觀點來看，從范愉教授、李浩教授以及上午的一些學者的發言來看，大家可能有一點共同的感受，那就是：憂慮，甚至可以說是焦慮。為什么會這樣?由于時間關系今天無法展開詳細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我覺得這次中國法學青年論壇將“中國調解：理論與實踐”作為主題可能有另外一層含義，那就是：在當前調解熱的背景下，是否應當對中國調解制度進行一種反思、一種檢討或者冷思考。前些年，有一些學者和法官提出了關于調解制度的冷思考問題，在座有的有的學者也寫過這方面的文章，而且我覺得今天上午的討論對調解進行“冷思考”的味道比較重。這也說明我們的專家學者并沒有盲從，而是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斷。
二是對李新亮法官這篇論文的點評。可以說，這篇論文也是對調解進行冷思考的一個典范。
李法官的這篇論文的題目是“從調執失衡到調執兼顧：法院調解率考核機制之實證演繹與正確求解”。李法官從自己參與審判工作的實際經歷，從法院的實踐活動出汗，運用實證分析的方法，得出了自己的一些觀點。這些都是文章的優勢所在，值得肯定。我想著重提出的是，李新亮法官在文章中提出的一些問題非常實際，也非常尖銳。而且，這些問題也是所有法官乃至全社會都關心的問題，也是參與到調解程序中的當事人關心的問題。在此，我只舉一個例子，他把一個分量很重的詞“惡意調解”放在了他的論文里，甚至不客氣地加在了我們法官身上。這是李法官一種敢于自我批判精神的體現，很了不起，也很大膽。其實，法官在調解過程中的種種不當行為未必真有什么“惡意”，而是在調解率考核機制重壓之下的無奈之舉。作者批判的是法官在從事調解活動時的一些不符合司法規律，甚至與司法規律相悖的行為。
其實，我們的法官應當是最理解司法規律的人，但訴訟調解中出現了這么多的問題，我覺得李新亮法官對這些問題揭示得非常尖銳。他提出的建議也很務實，“綜合調解率”的指標也很有創新。我覺得，李法官在這方面的大膽思考很值得我們學習，也希望李法官能把這項研究成果轉化為給最高法院司法改革方面的一個小建議。
三是闡述一下我自己關于調解制度改革的幾個觀點。因為時間關系我無法展開，這里也只是簡單地提出來，不作論證，也是希望通過這次論壇請大家對這些問題繼續思考、深化研究。上午論壇孫笑俠教授主持時說，現在可能是我國調解新紀元的開始。我也深有同感。
第一個觀點：要注意權力擁有者所做的調解會有什么特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權力作為后盾的人(機關)去做調解會是什么樣的情形?這個權力可能是司法權、也可能是行政權。如果作為法官，你本身有對這個案件的審判權，但你還要去做調解，會是什么樣的情形。當事人對法官的調解會不會有所疑慮，擔心如果不按照法官的傾向性意見達成調解協議，會不會得到對自己不利的判決。如果換位思考，我們把自己當作當事人，也會有這樣的疑慮。我再舉一個例子，美國總統要想解決朝鮮問題，可以派已卸任的總統卡特去斡旋;聯合國秘書長要解決一些國際爭端，會派已經卸任的前任秘書長去調停。如果現任領導人去做這些工作會是什么效果呢?答案可想而知。現任領導人和卸任領導人處理爭端的所遵循的規律是不一樣的，其根本區別就是前者擁有權力，而后者沒有權力。如果能有一類人員既要行使好現有權力，又要做好斡旋調解，則需要花費很大氣力解決兩種活動的沖突問題，而且實踐證明這樣是非常困難的。握有裁判權的法官都能成為這樣的“超人”嗎?這個問題關系到“調審分離”的理論問題，值得大家研究。
第二個觀點：對司法人員的管理方式應當與其他人員有所區別。這里要討論的是用所謂的各種比率、指標等定量方法管理司法人員是否妥當的問題。要研究如何設置各種考評指標才能不違反司法規律，如何對司法工作進行客觀的評價。法院在加強自身內部管理的同時，如何了解外界評價和同行業內的評價?
第三個觀點：正確認識并堅守司法權的本質屬性。司法權的本質屬性是規則之治。當然，除此之外，我們也應當看到司法權化解糾紛的功能。司法的這兩種功能既不能偏廢，也不能只強調一個而忽視另一個。司法機關只有在完成其依法裁判確立規則之治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發揮化解糾紛的功能。如果沒有規則之治，司法機關化解糾紛便失去了支撐和特點。
第四個觀點：在無限的社會資源開發程度低下和有限的司法資源過度使用之間找到平衡點。這些年來，我國開始發掘潛力巨大的社會資源用于社會管理、矛盾化解，但總地來說仍有相當大的空間。同時，我國有限的司法資源的使用幾乎已經到了極限。造成司法資源過度使用的原因很多，包括矛盾糾紛多發、案件處理難度、法律問題復雜等，同時也有司法資源浪費、職權配置不合理等原因。在任何國家，司法資源都不是取之不盡的。實際上，各國都十分注意把司法資源用在法律規制的“刀刃”上。我們必須考慮如何平衡使用好這兩種資源，既充分發揮社會資源和司法資源的作用，又不過度使用或者浪費資源
以上四個個觀點實際上也是我們在司法改革過程中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論問題。
四是下一步多元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的任務。今后一段時間，我們想抓三個方面的創新，簡稱三個“新”字。一是理念更新(包括理論創新)。對于調解、審判乃至司法制度的認識，我們這些年已經逐步觸及到根本。只有在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更新理念，才能為調解制度的發展開辟更加寬闊的道路。二是制度創新。關于制度創新，我們在中央有關部門的指導和配合下，與有關部門合作，已經做了一些工作，例如中央出臺的“大調解”指導意見、多元糾紛改革各種措施、訴調對接平臺的建設、司法確認制度的確立等等。這些制度創新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與人民群眾的期待和要求還有一定距離，我們仍然要繼續堅持制度創新。三是技術革新。這里所說的“技術”不是科學技術中的“技術”問題，而是調解工作的技巧、技能、藝術，亟需一些技術上的革新和發展。在這方面，我們的人民調解制度積累了許多調解技能和方法，比如調解冷處理或者熱處理等各種方法，但我們在調解技能的科學性、系統性、合理性、公平性等方面，還有很大工作要做，特別需要高水平的調解技能培訓。
以上就是我的幾點評論，因時間關系，非常抱歉沒有展開，但是我希望研究者們能夠投入更多的精力，為司法實務部門的科學決策提供更多的理論支持。
非常感謝大家。
2.能動司法語境下的“調解優先”及其實效研究 ——基于經驗數據的考察
■報告人：艾佳慧(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經濟學博士后)
艾佳慧副教授
王玲博士生代讀艾佳慧副教授的報告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老師，十分感謝組委會給我這次機會，能讓我有機會向大家匯報我就調解優先政策之實效的一個經驗研究。我之前曾從海瑞定理I(即“始終如一的依法判決會減少機會性訴訟”)的理論視角對調解優先政策的效果有過懷疑，但理論層面的研究終究只是一種從邏輯和理論層面的推導，而這篇文章是想以一種“價值中立”的研究態度，基于大量數據的搜集和掌握來檢驗“調解優先”政策的預期效果是否實現，是一個基于實證數據的經驗研究。我匯報的題目是《能動司法語境下的調解優先及其實效研究——基于經驗數據的考察》，我的匯報主要有五方面的內容。
首先是研究的背景和問題意識。在社會矛盾集中多發但司法回應相對失效的當代中國，法院應如何為民眾提供公正、優質、高效的司法服務? 是該“重判輕調”還是“重調輕判”呢?由于之前的審判方式改革和“重判輕調”帶來涉訴信訪的增加，雖曾經受到司法實踐冷遇，調解內在具有的自愿性、協調性和靈活性卻使之又重新回到了高層決策者的視野。在實踐層面，從2002年開始回歸調解;“調解優先”和“能動司法”政策的提出和實施;在理論層面，有正面的論證，也有對其效果的理論反思和懷疑。但既有研究的問題在于，均未能從長期、全面、深入的經驗數據層面討論該政策的運行實效。而本研究試圖填補這一實證研究的空白。
其次是如何界定“調解優先”，又該如何在當代中國司法的政法大背景下理解這一“調解優先”。在中國當代的糾紛解決場域中，政治、司法和社會三個子場域之間存在一種不滿與回應、支配和服從之間的動態復雜關聯。以下是一個糾紛解決三場域之間復雜且動態的關系示意圖。
圖1、當代中國糾紛解決場域分解示意圖
根據上圖，我們發現最高法院之所以提出“調解優先”政策，一在于反饋民眾對既有司法實踐的不滿，二在于有效落實中央政法委“維穩”的政治要求。如果說2002年以來的調解轉向很大程度上是最高院基于民眾的不滿反思此前“重判輕調”的司法改革經驗的政策結果的話，2008年以來“調解優先”政策，甚至“能動司法”模式的出臺和實施應該歸因于政治子場域的支配和對社會子場域反饋的合力。
因此，不同于20世紀80年代對調解的重視和理解，筆者認為當前能動司法背景下的“調解優先”機制既包括法院內的“三全調解”(一種司法職能內的能動)，又包括銜接法院內外的“訴調對接”(一種司法延伸職能上的能動)。在政治因素強力滲透中國法院系統的今天，該政策的實施從人員配備、司法資源的配置到法官績效考評指標的設定上都深深影響了中國司法的運作和實效。更進一步，本文認為只要最高法院在目前“判決”和“調解”并存的二元審判結構中認同“調解”是應優先考慮的選項并制定政策加以推行，這就是一種司法職能之內的“調解優先”，而本文視野下的“調解優先”涵蓋了2002年以來的調解轉向以及隨后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最近五年來的“三全調解”和“訴調對接”只不過在調解的程度和范圍上有所增強和突破罷了。
第三，總結“調解優先”預期功能并提出四個實效假設。由于認識到調解是一種優質的糾紛解決方式和結案方式，其解紛效果事實上優于判決，因此，王勝俊指出，調解是糾紛解決的最好方式，是高質量審判、高效益審判和高水平司法，人民法院要堅持在黨委領導和政府支持下推動機制建設，堅持以“三位一體”為重點推動調解機制建設，建立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的大調解格局。在司法政策制定者眼中，調解的預期功能相當強大，因此，中央政法委和最高法院寄希望于通過全方位回歸調解這一被視為“東方經驗”的解紛模式來有效地化解這種矛盾，并以此消減前述分析過的各子場域之間的張力和沖突。因此，在司法政策制定者眼中，“調解優先”具有四大預期功能：息訴服判、案結事了、繁簡分流和三效合一。由于第四個功能的實現依賴于前三個功能是否實現，另外，一個司法政策的實施有效與否還可以從實際運作該政策的法官群體的主觀評價方面測度，所以有如下四個實效假設：
假設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如果在一個相對長的時間段內，民事上訴率隨著“調解優先”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逐年下降，而民事一審息訴服判率則相應逐年上升，那么該政策“息訴服判”的預期功能就已實現，反之，就沒有實現。
假設2、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如果“調解優先”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導致民事上訴率下降以及司法實踐中的調解自動履行率大幅度上升，那么該政策“案結事了”的預期功能就能實現。反之，就未能實現。
假設3、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如果在一個相對長的時間段內，“調解優先”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導致具有法律爭議和事實爭議的實質性(或模糊性)案件進入正式審判程序的越來越多，以及以調解結案的案件中難以一判了之的關系型糾紛越來越多，那么該政策“繁簡分流”和提高司法效率的預期功能就已實現。反之，就未能實現。
假設4、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經過了一定時間的實踐運作之后，如果法官群體對“調解優先”政策實施的實際效果有正面評價，那么該政策的推行有其實效。反之，實效不大。
第四是數據的展示和簡單說明以及對假設的檢驗。我們需要以下三方面的數據和材料。
其一，該司法政策變動前后一審判決率、一審調撤率、調解強制執行率、上訴率以及一審服判息訴率的變遷情況，以評判該政策的實施是否實現了預期的“息訴服判”和“案結事了”。 其二，該司法政策變動前后進入正式審判程序之案件類型的差異，以及以調解方式結案的案件在案件類型、起訴理由、被告辯由和律師代理情況方面的變化，以測度該政策的實施是否實現了預期的繁簡分流以及司法效率的提高。 其三，法官群體對該政策及其具體制度設置之實施效果的主觀評價。
假設1檢驗：如果上訴率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當事人是否息訴服判，那么民事上訴率在2002年以后的逐年上升就意味著在全國性數據層面，“調解優先”政策的實施并沒有實現當事人的“息訴服判”。退一步講，如果認為影響民事上訴率的因素很復雜，該指標不足以完全反映當事人的息訴服判程度的話，那么一審息訴服判率(即[1-(民事上訴案件量/全部結案數量)%])就是一個更能測度當事人息訴服判程度的司法指標。我們發現全國性的一審息訴服判率并沒有隨著“調解優先”政策的逐年實施呈現逐年上升的勢頭，相反卻在逐年下降，盡管這些年調解結案的絕對數量一直在快速增加。 這一證據非常有力地表明了“調解優先”政策的實施其實并沒有達到其預期的“息訴服判”效果。
假設2檢驗：由于“案結事了”能否實現和上訴率的高低以及調解強制執行率的高低直接相關，我們需要了解“調解優先”政策實施以來上述兩指標的實際變動情況。如果用民事上訴率來測度法院是否在整體上實現“案結事了”的話，最近10年來的司法數據告訴我們，法院越是強調調解，當事人對初審判決越不滿，上訴率就越高，“案結事了”的預期功能也就越不能實現。另外，是否存在“民事案件調解率逐年上升，調解案件自動履行率逐年下降”的趨勢呢?我的數據表明“調解優先”政策實施以來，各地法院的調解強制執行率均呈現居高不下的局面。這表明法院的調解往往是案結事卻并未了。
假設3檢驗：根據實效假設3，我們需要了解C市法院改革方案中設置的案件過濾機制是否有效，是否真的將不具有法律爭議和事實爭議的簡單案件排除在正式審判程序之外，以及以調解結案的案件是否真的是那些難以一判了之的關系型糾紛。我的數據表明“繁簡分流”效果是相當有限的，因為1、經過了數年的分流改革，進入正式庭審程序的合同案件中居然還有一多半屬于“借款不還”、“欠款未付”的簡單借款合同糾紛和買賣合同糾紛，被告對借款、欠款事實毫無異議的案件更占到了八成以上; 2、 至少在民二庭審理的商事合同案件中，在“繁簡分流”改革實施了幾年之后，2011年以調解結案的案件并不是那些難以一判了之的關系型糾紛，反而大多還是一些事實清楚且毫無法律爭議的簡單案件。
假設4檢驗：根據實效假設4，我們需要了解法官群體對“調解優先”政策實施的實際效果的評價如何，以此評判該政策的推行有其實效。我的數據表明不管是整體的改革效果還是具體的改革措施，C市兩級法院的大多數法官對實施了數年的改革之效果的主觀評價并不太高。因此，就法官群體的主觀評價而言，C市法院耗費心血和巨資打造的訴訟服務中心(是對中央政法委“訴調對接”工作的具體落實)和“三個分流”(“調解優先”政策的具體體現)的效果其實并不太好。
第五個部分是探究為何“調解優先”政策未能實現其預期效果。在社會矛盾多發，司法又欠缺公信力的當代中國，基于人民司法、群眾路線和馬錫五審判方式的司法認知，執政者視調解為徹底解決社會矛盾、平復社會關系、維系社會和諧的“維穩”法寶。但前面的數據已從長期、全面和深入的經驗數據層面證實了中央政法委和最高法院推行的“調解優先”政策并不能有效實現“息訴服判”、“案結事了”、“繁簡分流”以及“三效合一”的預期效果。但為何無效?我認為有兩個原因：
其一，“調解優先”政策下的調解實踐破壞了“調解自愿”原則。在“調解率”這一法官行動的“指揮棒”下，即使在當事人不愿意調解的場合，中國法官，特別是基層法院的法官，也有動力充分利用其信息優勢(特別是法律適用和證據認定方面的信息)和法定職權“強迫”當事人接受自己并不情愿的調解協議。而調解不自愿必然導致當事人不可能息訴服判和實現法院所希望的案結事了。
其二，目前的“三全調解”機制違背司法規律。首先，當下不分案件類型的調解實踐突破了調解適用的有效范圍，可能影響調解的解紛效率。其次，與上一點相關，調解的有效適用還有城鄉和地區之分。如果調解更適合解決關系型糾紛，更符合鄉土中國的司法需要，那么判決就更適合解決陌生人之間的糾紛，更符合城市中國“規則之治”的需要;當下這種“一刀切”的運動式調解不僅違背糾紛解決的基本原理和司法規律，更可能激發當事人潛在的機會主義行動，導致越來越多的司法誠信問題和執行難問題。其三，全程調解導致調解的適用邊界模糊。“調解優先”只能在分清訴訟的前后階段并將符合自愿原則的調解立足于訴前和審前階段才有效率，在任何訴訟階段都強調依法調解的做法只能導致當事人無法預期調解的解紛結果，不僅可能激發當事人的機會主義行為更無法在整體和系統的層面實現“息訴服判”、“案結事了”和“繁簡分流”。 最后，由于沒有區分初審和上訴審，目前的司法調解實踐缺少必要的程序限制。
季衛東教授曾指出，一味強調調解只能導致“案件結果不確定”和“適用規則不確定”的“雙重不確定性”(double contingency)狀態，破壞了應有的社會秩序和法律秩序;陳桂明和李仕春更指出，法院調解不僅違背秩序安定性需要，更與程序性很強的審判不能兼容，否則審判程序的有序性、時限性與不可逆性等安定的要素就會遭到破壞。但非常遺憾的是，在“為大局服務”的能動司法語境下，當通過社會效果追求政治效果的權力邏輯成為超越于調解和審判邏輯沖突之上的更高邏輯時，這種調解和審判的不可調和性就在邏輯上以及實踐中完全被忽略了。如果說越來越陌生化的現代社會亟需程序安定性和規則之治，面對中國不可逆轉的城市化趨勢，為應對未來的現代工商社會和城市中國，我們必須搭建一套足以支撐市場經濟發展并應對未來城市中國需要的現代程序架構。在很大程度上，這便是現代法治的程序基礎了。
謝謝大家!
■評論人：黃明耀(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法學博士)
這篇文章我認真讀了一下，因為這個文章首先讓我很感動，一篇實務方面的分析文章有3萬多字，另外還有大量的實證材料，包括統計數據的收集，包括法官以及有關方面的問卷調查。看得出來作者是花了很大、很多的心血，對司法實務中的調解問題傾注了極大的關注。所以非常感動。同時也提醒我們司法實務工作者在處理調解問題上要更加謹慎、更加理性。有句話叫“人在做，天在看”，就調解來說，法院在調解，學者在觀察、老百姓在評判，所以我們要更加理性、更加客觀，要注重依法自愿，還有要去掉一些功利性的成分。這是我的第一個感受。
第二個感受，我對作者在寫這篇文章時的研究方法非常贊賞，作者除了大量的實證資料之外，她借鑒或使用了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我看了她的簡歷，艾教授也是經濟學的博士后，可能在研究問題時有方法上的偏好。但這恰恰也是我們法學研究比較欠缺的，或者說應當借鑒的方法。她采取了建模的分析思路，分成三個“子場域”，把調解相關的東西分別進行了概括。然后她分析了“子場域”之間，以及“子場域”內部各要素之間的數量變動關系，來推斷出她的一些結論。好的方法加上豐富的資料以及嚴密的邏輯思維，應該說結論是令人信服的，對司法政策的制定或者適時糾偏，是有積極意義的。
對文章我有這樣幾點建議。
第一個建議，她的文章反復談到能動司法和調解優先，她的文章內容就是談的在“能動司法語境下的調解優先”。我感覺有必要把能動司法和調解優先兩者之間的關系理清楚。能動司法或者司法能動，并不一定必然導致調解優先，如果今后對調解問題的司法政策調整了、法院不再提調解優先了，但能動司法還是要的。這兩者之間應該說不是劃等號的關系。進入新世紀，社會轉型、社會嬗變加劇，我們司法必須有所回應，最高法院提出了能動司法的口號。當然對這個口號的提出學界有爭論，法院是否應該能動司法?甚至對究竟該叫“司法能動”或者“能動司法”，提法本身就有不同的看法。但實務界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應該說是基本一致的。實際上作為司法審判、司法訴訟，回應變動不居的社會需要，應該說中外概莫能外。上個世紀中后期英國的訴訟改革，還有大陸法系國家司法政策的調整，都有個法院發揮能動作用的問題。我們現在提法院能動司法、司法能動回應，這也是在中國急劇變革時代的需要。調解問題上目前可能出了一些問題，是不是這個問題就是能動司法導致的問題?能動司法是不是必然就會產生這些問題?我覺得這不應該劃等號。
而且文章中還有一個提法，能動司法、調解優先提出是來自于某個主要領導，中央政法委某個領導在一次重要講話中提到的，于是乎就成了要求貫徹下來，法院調解就出現了當前這些問題。這個表述失之于簡單，也很不嚴謹，不是這么回事。我經常說調解這個東西，不管是你重視的時候，還是不重視的時候，司法實務界一直都存在，在解決糾紛中一直都有其獨特的作用。引用大家耳熟能詳的詩句，叫做“你見或不見，他都在那里，不悲不喜”，調解也是這樣。現在的問題是搞成了“只悲不喜”，一片控斥之聲。問題產生的原因很多，但并不是能動司法本身的問題。
第二點，研究司法調解，我想恐怕還是有一個價值認同和共同話語體系的問題。研究一個事物大家必須要有一個共同的基本點，如果說對這個東西的價值定位本來就差別很大，那我們探討就缺乏基礎。另外如果說沒有共同的話語體系，研究也很難達成共識。對調解就是這個樣子，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學者的“精英話語”和普羅大眾之間的認識，差距是明顯的。法院處理具體案子不能空談，我們必須回應各方面的需要，黨委要求我們維護穩定，政府要求我們促進發展，要求搞強拆、土地征用，開發區要求我們幫助開發、發展，直接與企業建立聯系，還有基層要求我們幫助他們進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等。有時候我們感覺到面對不同的群體，在溝通時自己就有不同的話語體系和思維進路。現在我們提出建立法治中國，要有法治思維，法治思維是什么?怎么養成?首先就要有共同的法治話語體系。我希望學界在理論界上有更多的探討，給我們實務界有更多的指引。
第三點，對調解問題的研究，對某項司法政策的評判，我認為既要解構，更要建構。我們提出了很多問題，但我們自己應該構建怎樣一個解紛體系?我們應該怎樣揚棄?否則，就僅僅是現象的描述，單純的分析，一堆數據的羅列，實際上價值不是很大。作者自己提出，“我們要構建一套足以支撐市場經濟發展，并應對未來城市中國需要的現代程序構架”，并稱“這就是所謂現代法治的程序基礎”，但只是提提而已，就此打住了。對于本文研究的主題，調解究竟該怎么辦?希望她在這方面有進一步的研究。對調解問題，我們希望能有治本之策，而不僅限于治標。如何治本，希望學界能有更多的思考。
謝謝大家!
3.人民調解制度發展研究報告
■報告人：周 琰(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副研究員、法學博士)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老師，十分感謝組委會給我這次機會，我匯報的題目《人民調解制度發展研究》，匯報有三方面的內容。
第一方面是傳統人民調解制度解紛功能的相對弱化。傳統的人民調解制度具有有以下一些特點：調解組織主要是居委會和村委會中的人民調解委員;人民調解協議沒有法律效力;人民調解與其他糾紛解決方式沒有銜接機制。傳統的人民調解在解決民事糾紛中曾經起著重要的基礎性作用。但是根據論文的描述和分析，改革開放以來至本世紀初，人民調解的職能活動存在三個趨勢：人民調解組織和調解民間糾紛數量呈下降趨勢;人民調解在糾紛解決中比例下降;人民調解在糾紛化解方面的效果也有下降趨勢。
人民調解的解紛功能相對弱化,影響的因素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社會的基本秩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1)在農村，集體組織對個人的控制能力減弱;(2)在城市，單位的身份色彩逐步淡化;(3)整個社會流動起來了，大量的農民離土又離鄉，城市職員頻繁流動;(4)快速的流動形成了陌生人社會，缺乏共同理解和接受的文化和紀律。這種變化對解紛方式產生了最為深刻的、最為根本的影響。這種社會秩序類型的轉變，導致人們或者不愿把糾紛提交給調解人員，或者提交后也很難達成和解。其次，人民調解制度自身存在弊端。(1)調解范圍縮小。從上世紀80年代以后,人民調解的范圍在制度上不斷被限制和縮小。例如，1989年《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在人民調解范圍中去除了1954年《人民調解委員會暫行組織通則》中的輕微刑事案件，并限制其調解法人間的經濟糾紛。(2)新型的糾紛大量出現，使得人民調解員在知識、權威等方面均無力勝任。(3)人民調解協議缺乏法律效力。(4)人民調解經費保障困難。第三，訴訟渠道和其他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更加通暢。我國當前的司法改革在性質上類似于西方國家“接近司法” 運動，改革的結果是無論在案件的受理范圍上，在案件的處理手續上，還是在審判的效率上，都使得訴訟方式更為方便快捷。加上訴訟在糾紛解決的知識和權威方面的固有優勢，使得訴訟的糾紛解決功能日益強大。與此同時，行政調解、仲裁等其他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也不斷發展，相應地，人民調解的解紛功能受到了擠壓和挑戰。
第二方面是新形勢下人民調解制度的改革發展。面對傳統人民調解解紛功能的相對弱化，人們在尋找癥結所在的同時也在積極探索改革的路徑。進入 21 世紀以后，尤其是在黨的十六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大背景下，人民調解制度在司法和政治層面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再次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加大了改革的支持和推動力度，出臺一系列法律文件和政策。人民調解制度無論在立法上，還是在實務運行中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主要表現為：1、拓展人民調解的范圍，逐漸從傳統的婚姻家庭、鄰里關系、小額債務、輕微侵權等常見、多發的民間糾紛，向土地承包、拆遷安置、環境保護、醫患糾紛等社會熱點、難點糾紛拓展。2、完善人民調解組織形式，加強基層組織建設。規范村居企事業單位調委會的設立和組成;擴大人民調解組織范圍，鄉鎮、街道以及社會團體或者其他組織根據需要也可以設立調委會，為多元化發展提供了制度空間。在實踐中，調委會形式多樣。目前，全國已初步實現了村(居)和鄉鎮(街道)調委會全覆蓋。有的區縣也設立了調委會;在法院、派出所、交巡警大(中) 隊等處理矛盾糾紛比較集中的部門設立人民調解工作室;設立了環保、醫療、交通等專業性的或行業性的調委會;在人民調解委員會基礎上成立社會矛盾糾紛調處中心。3、完善人民調解員結構，提高調解人員素質。人民調解員由人民調解委員會委員和人民調解委員會聘任的人員擔任。許多地方實行了首席人民調解員制度、人民調解員分級管理制度和考試考核持證上崗制度。實務中，不少退休法官、退休檢察官、某領域的專家、志愿者被聘為人民調解員。司法行政部門加大培訓力度，把調解員培訓納入司法行政隊伍培訓計劃。4、規范人民調解活動，保留傳統特色。人民調解法在規定了人民調解的申請程序、調解員的選擇和調解方法步驟、當事人在調解中的權利義務的同時，也采納了調解的靈活、適宜原則。5、明確人民調解協議效力。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賦予人民調解協議以民事合同性質。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建立健全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若干意見》司法解釋，附條件的賦予人民調解協議司法確認和法律強制執行力。201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明確了人民調解協議在法律上的效力。6、確立人民調解與其他糾紛解決方式之間的銜接機制。人民調解法確立了調解協議的司法確認制度。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出臺《關于人民調解協議司法確認程序的若干規定》，對人民調解協議司法確認工作作出了具體規定，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得到了進一步加強。此外，通過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訴前調解、法院委托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實現了人民調解與訴訟的對接即“訴調對接”。7、加強對人民調解工作的保障。強調了國家和地方政府對人民調解的責任，目前，全國絕大多數省份已將人民調解工作指導經費列入財政預算，很多地區實行人民調解工作“以案定補”、“以獎代補”，根據矛盾糾紛的難易程度、調解效果給予調解員適當的補貼，極大地激發和調動了廣大人民調解員的工作積極性。
第三方面是關于人民調解制度的一些思考。如何立足于當前的立法規定和司法實踐來進一步完善人民調解制度，使其既能充分發揮便民利民、自治靈活的獨特優勢，又能真實體現公平正義、高效和諧的價值取向，這是目前我國社會各方所需面對的一個現實問題。第一點人民調解制度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中所追求的是多種解決機制的相互配合，通過多種制度的不同功能和定位應對不同種類的社會糾紛，以使糾紛在合理社會成本范圍內得以有效的解決。那么在一個多元化的糾紛解決體系中如何正確的定位人民調解，如何充分發揮人民調解在化解社會矛盾糾紛中的基礎作用是根本性問題。人民調解制度的民間性特征使其成為了糾紛解決的“第一道防線”，使其滲透到百姓生活的各個層面，能通過靈活的方式，實現糾紛的化解。在數量上，其應當成為最大的糾紛“化解戶”，在糾紛種類方面，應當以日常糾紛為主。第二點如何推進人民調解與行政調解、訴訟、仲裁制度的銜接，進一步完善銜接工作機制。這涉及到人民調解與其他糾紛解決機制的關系問題。各種糾紛解決機制的主體和功能定位都是不同的，將不同類型的糾紛分流到不同的制度，可以優化糾紛解決體制。調解前置、司法確認制度、行政調解及法院訴前告知制度、委托人民調解制度、三大調解聯動等銜接機制都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檢驗和完善。第三點人民調解制度的政府責任與社會自治。有學者認為，政府推動改革人民調解制度會導致人民調解更加依賴正式的國家權力,而其蘊含的社會自治功能卻逐漸被邊緣化，國家行政權力正在向民間糾紛進行擴張。但是，國家權力和社會自治不是絕對二元對立的，人民調解制度正是國家和社會共同參與其中的糾紛解決機制。如何協調人民調解制度改革完善過程中的政府管理與社會自治的關系至關重要。需要厘清司法行政機關與人民調解組織的指導關系的內涵，理順不同級別的人民調解組織之間的關系，探索我們在實踐中出現的行業調委會，跨區域聯合調委會的管理和案件管轄關系等問題。考慮是否可以參照律師等行業建立行業協會，防止人民調解的行政化傾向，另一方面也在突破人民調解委員會地域限制的同時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人民調解的自治性。
以上是我的匯報，不當之處，請批評指正。衷心希望能有更多專家學者關注和重視人民調解的改革趨勢，推動其不斷發展。謝謝!
■評論人：廖中洪(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持人，各位來賓，各位同學：下午好!我點評的題目是“人民調解發展研究報告”，可能大家對于上午和前面的發言都注意聽了，各個發言人與點評人從不同角度對調解作了講演、作了點評。但是研究有關人民調解制度的這是第一篇，大概也是今天這個會議中唯一的一篇。所以我這里要說明一下，因為角度不同，可能問題的研究，甚至點評的內容也不一。今天上午主要是有關調解基本理論研究的發言與點評，今天下午是有關調解實務角度的發言與點評，而我是對于有關人民調解制度研究的點評。
人民調解應該說大家都很清楚，人民調解是最具中華民族解決糾紛傳統優勢的一種糾紛解決方式，這種糾紛解決方式在我國進入改革開放以來可以說一直受到很大的非議，然而在這項制度是否需要發展的問題上，我覺得結論應該是肯定的。我們現在的人民調解實質上是在黨的領導下繼承、發揚傳統的中國民事糾紛解決方法，通過一種說服、疏導的方式來促進當事人自愿達成協議，解決民事糾紛的一項制度，也是我國現實社會條件下解決民事糾紛的“第一道防線”，面對不斷上升的民事糾紛，這一道防線是不能夠退卻的，如果退了法院的壓力就會很大，現在人民法院幾乎成了解決糾紛的第一道防線，在民事案件大量上升的現實條件下，一些地區的法院已經難以承受。這是我想先說明的問題。
其次，我覺得周琰博士的選題非常好。新中國建立以來，人民調解不僅一直是我國解決糾紛的一種重要方式，今天上午大家都聽到了金平教授有關人民調解的發言，在那個年代人民調解確實很重要，“東方經驗”作為一種歷史，我想是誰都不能否定的。然而改革開放以來人民調解是怎樣發展的?周琰博士的論文不僅很好的進行了梳理，而且她研究的方式和很多研究不一樣，她不是一種抽象的理論分析。我們搞學術研究的都知道，抽象的理論分析給人一種看起來很美的感覺，但是不一定符合實際。她的研究采用的是讓事實說話的方式，即通過對于大量實際數據的分析來研究問題，所以她的研究我個人很追捧，我也覺得法學的研究除了理論分析以外，更應該從實證分析的角度進行。
對大量實證數據進行分析，并在分析的基礎上進行研究是這一篇論文一個很大的特點。論文通過對于大量的以及不同歷史時期數據的分析，研究了人民調解制度從新中國建立至今發展與變化的歷程及其發展的軌跡，不僅說明了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而且解析了這個變化與中國的經濟、政治、民主法制乃至于人文社會環境條件變化的關系。所以我覺得她的研究很清楚的揭示人民調解從新中國以來的發展、變化的歷程，雖然我們也經常在議論人民調解，然而我個人覺得很多認識是沒根據的，所謂的人云亦云，然而周琰博士對于人民調解的研究卻很有根據，她的思考與研究的方式我覺得相當好，這是我對論文肯定的評價。
當然我也有些東西提出來跟周琰博士商榷，我的意思是任何一篇論文都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如果在占有大量統計數據的基礎上，論文不是僅僅從一種比較原則的角度，而是對于我國人民調解制度本身在改革發展過程中的一些創新方式、思路，諸如：政府購買人民調解，設立首席調解員，人民法院設立調解窗口，設立專門的人民調解工作室等，以及當前在行政調解、法院調解、律師調解、公正調解，乃至于檢察機關的調解等各種類型調解全面開花的社會現實條件下，甚至將來在對于各種調解資源進行整合以及不同類型調解之間功能配置上，對于人民調解所應當具有的地位，以及今后人民調解的改革與發展做一定深度的研究，該篇論文就更好。然而，我沒看到論文在這些方面的研究。我的意思是，對于人民調解來講我們研究它的歷史發展與中國經濟、政治與社會人文環境條件的關系，不應當僅僅是對于歷史的梳理，換句話說，現在我國的人民調解面對的已經不是解放初期的社會環境，那么在現行的經濟、政治體制以及人文社會環境條件下怎樣發展，以及怎么將人民調解這項制度發揚光大?如果論文對于這方面有所研究，我覺得這篇論文的學術價值將會更高。謝謝大家!
4.關于委托行業協會調解機制的調研報告 ——以永嘉法院甌北人民法庭的實踐為分析樣本
■報告人：邱新楚(浙江省永嘉縣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執行局局長)
尊敬的各位領導、專家、學者，各位同仁!
非常感謝論壇組委會讓我有機會站在這里，和大家分享“委托行業協會調解機制”這個課題的一些研究感想和體會，我的發言有三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促使委托行業協會調解機制形成的幾個原因
主要基于三個原因。第一，“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當前社會正處于轉型期，各種矛盾交錯疊加，每年都有大量的案件涌入法院，造成基層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永嘉法院也不例外。尤其是2008年《勞動合同法》頒布施行之后，同時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即在當年企業密集的永嘉法院甌北人民法庭轄區就集中爆發了大量的涉企勞動糾紛和合同糾紛，使原本就重負在身的甌北法庭壓力驟增。為緩解部分勞動糾紛給法庭帶來的巨大壓力，2008年下半年開始甌北法庭在永嘉縣勞動局甌北分局設立了專職調解窗口，專門受理轄區內各種勞動爭議，使大量糾紛消解在訴前，其高效、公正的效果取得了勞資雙方的認可，也引起了當時頗受勞動糾紛苦惱的各行業協會的關注。通過接觸，我們發現行業協會具有涉及面廣，資源豐富等優勢，但也有公信力不高、解紛技能不足等劣勢，如果與其合作構建一種調解機制，充分發揮其優勢，彌補其不足，或許能夠為法庭分流不少案件，為緩解“案多人少”提供一種可能。基于此設想，甌北法庭于2009年開始了委托行業協會調解機制的前期調研工作。第二、調解對“案結事了的”具有客觀意義。“案結事了”是當前對法院辦案提出的一項重要的工作要求，而調解作為一種能夠安撫當事人對抗情緒，彌合分歧，使各方都能相互認同的氛圍安排權利義務的糾紛解決方式，本身就具有極強的定紛止爭、案結事了的功能。同樣，在“委托行業協會調解機制”下，不僅采用的是調解方式解決糾紛，更是發動民間的仲裁力量采用靈活、機動的方式介入糾紛，使糾解紛平臺更加貼近群眾，可接受度更強。即便是某項糾紛在委托調解中無法解決，但當事人的對抗情緒已經大為緩解，進入訴訟階段后，法官的壓力降低，解決糾紛的難度也獲得了稀釋，有利于“案結事了”目標的實現。所以，研究“委托行業協會調解機制”本身就是對“案結事了”方式的探索和思考。第三，甌北轄區行業協會發展較為成熟。甌北城市新區工商業十分發達，是永嘉縣域經濟的中心重鎮，在長期的經濟發展中，逐漸形成了閥門、泵類、服裝、皮鞋、五金五大支柱產業，被稱為“中國泵閥之鄉”、“中國五金飾扣之都”、“中國男鞋生產基地”。與此同時，同類行業之間利益一致性趨向日益明顯，逐漸形成了近28家行業協會，除極少數外，均集中在甌北，可以說，永嘉的行業協會就是甌北的行業協會。行業協會在尋求自身的發展和壯大過程中，對維護行業內會員間的穩定，化解勞資矛盾，尋求不同行業間的和諧共生有著強烈的訴求，他們同樣希望“委托行業協會調解機制”能夠平衡各方、消除矛盾，為企業和諧發展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因而，研究該項機制，也是對民生和諧訴求的積極回應。
第二，“委托行業協會調解機制”的運作方式、效果以及存在的問題。
(一)委托行業協會調解機制的運作方式及效果
委托行業協會調解機制的運作基礎是各行業協會的調解委員會，調委會一般由調解員5—7名組成，由甌北法庭組織進行培訓，并確定若干審判人員與之日常聯絡并指導調解，目前已經有六家行業協會分別成立了調委會。甌北法庭內設“訴前調解對接辦公室”。對涉及行業協會的案件，起訴到法庭之后，經過立案人員的審查，認為符合調解條件的，在征得當事人同意后立即交付訴調對接辦公室，并確定委托行業協會調解的期限。訴調對接辦公室與相關行業調委會銜接，在三日內正式委托。在委托調解過程中，法庭有三項工作：1、提供調解意見。立案法官根據案件的情況會給出適當的調解思路隨案件一同移交供調解員參考。2、實時溝通。隨時準備接受調解員的咨詢，給予調解員盡可能的指導。3、必要時直接參與。對在當地影響較大的，調處難度較高的，在必要時直接參與調解。
委托行業協會調解機制運作至文章撰稿時，已有150余件糾紛被成功化解，成效顯著。主要呈現出三方面特征：一是減輕了“案多人少”的壓力，為法官集中精力辦好疑難案件爭取了時間;二是便利了當事人解決糾紛，委托調解機制的自主性和高效性能夠較好地滿足群眾對解紛效率的需求;三是提高了行業協會的公信力。調解員調解能力的提升以及行業協會公正公平形象的塑造為該機制進一步解決糾紛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二)存在的問題
一是協會調解力量匱乏。調解員本身的工作已經十分繁忙，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專門從事調解工作，而且由于調解工作純粹的公益性質尚不足與激起人們對調解工作的熱情。二是在群眾中的知曉度有限。知曉度有限使人們對該機制的認同度不高，容易產生誤解，認為是法庭在推卸職責，導致該機制的功能大打折扣。三是公正性缺失。由于行業協會代表的是會員企業的共同利益，那么，會員企業與非會員企業之間、會員企業與勞動者之間、會員企業與非企業內自然人之間的糾紛如果由某一個行業協會調委會調解，很難被視為公正。四是難以把握審查尺度。不法分子可能會利用行業協會調解騙取司法確認書，為此，法官審查時難以把握尺度，有時候不得不耗費大量時間嚴格審查，致使委托調解的效率價值無法實現。
第三，完善委托行業協會調解機制的幾點構想。
委托行業協會調解機制是一項新型的調解方式，它是在構建大調解體系的背景下發生的新思路、新探索，它有效整合了行業協會的調解資源，激活了行業協會作為社會團體參與大調解、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內生動力和角色功能。作為新制度，必然會出現新情況、新問題，我們要突破制約其發展的“瓶頸”，為其發揮更大的功效筑橋鋪路。
(一)質與量并重強化調解力量。從三個角度著手：一是適當增加調解人員。可以引入一些調解經驗豐富、有正義感的非行業協會內的人士，比如已經退休的法院、政府部門、街道等的老干部，充實調解力量;二是提升調解能力。法庭、司法所加大培訓力度，提升調解員的調解技巧和調解理論的素養;強化實踐培訓，邀請調解員觀摩法庭里典型案件的調解、增加法官赴調委會調解的頻次。三是采取保障措施，給予調解人員適當的物質鼓勵，激發該群體的從業熱情，使委調機制下的調解不再是“只付出精神力量”的工作。
(二)加大推廣提高知曉度。通過多種方法，讓行業內外都能了解到委托行業協會調解是一個高效、公正決糾紛的渠道，進而增強對委調機制的認同感和可接受度。加大宣傳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打造調解員名片。推選出一部分能力強、經驗豐富的調解員，在協會企業內部、員工中間進行重點推介，打造品牌名片，逐漸形成協會是企業、員工的“娘家人”，調解員就是主持公道的“老娘舅”的認識氛圍，增強認同感。
(三)完善機制提高公正性。拓寬覆蓋面。從橫向上涵蓋不同的行業協會，從縱向上吸納代表不同階層利益群體的協會團體進入該機制，使委調機制覆蓋的不僅是企業間的組織，更包括了個體經營者、普通員工等等，從構建大調解體系的角度將多種社會群體的利益代表融入同一個機制。增設調解員的可選擇機制。借鑒仲裁制度，當事各方可以自主各選擇一名調解員，并共同選擇一名首席調解員，通過這種安排確保調解員地位的公正性。建立監管機制。人民法庭建立調解員信用評價體系，實時接收當事人對調解員調解行為的反饋，如發現不公正情形立即進行調查，確保調解員個體的公正性。
(四)細化管理增強安全性。面對潛在的虛假訴訟，首先強化法庭立案環節的審查，仔細審核證據材料。在個案指導環節以及日常培訓中特別加強對虛假訴訟的識別訓練，提高調解員的辨識能力。同時，建立分類確認制度。在一定的時間周期內，對調解員的工作效果進行考核，分為優秀、良好兩類，除表彰先進外，依類別對調解員主持的調解協議賦予相應的信任度。法庭在審查優秀調解員主持的調解協議時，把握標準相對較低。周期結束后，重新考核。同時，化培訓等措施，盡量從整體上提升調解員的能力和水平，使處于優秀類別的調解員成為多數，努力打造一支素質高、能力強的調解隊伍。
■評論人：潘劍鋒(中國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法學院黨委書記、教授、博士生導師)
各位專家，各位老師，親愛的同學們，大家下午好!謝謝田老師。我文章的點評題目是關于委托行業協會調解委托機制的調研報告，這個報告組委會給我安排任務之后發了電子版給我，我自己打印出來了，很認真的學習了兩遍。剛才又聽了邱法官的精彩報告，下面我就文章發表兩點點評意見，并提出一個方面的思考。其實邱法官已經預計到我對他的點評既有褒獎，可能也會有一些建議。我就從這兩方面來講。
我覺得這篇文章的優點有兩方面：第一，邱法官是根據自己的工作實際，結合自己的體會來寫調研報告的。因此在這篇文章中，他引用了大量的數字，并結合了一些具體的案例，對相關的問題進行了闡釋。就這個方面來講，他有相當的說服力。這是第一個方面的優點。第二點，文章的價值還在于有相當的新意。大家知道在大調解格局形成之后，委托行業調解作為一種新的形式出現，在調解實踐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邱法官他們是從09年開始做的，北京市海淀法院在介紹相關調解經驗時，最主要介紹的也是委托調解，就是委托行業調解，是作為他們成功的經驗進行介紹。但總體而言，應該說委托行業協會對相關的民事糾紛進行調解，在我們國家相對而言是一個新生事物。因此，邱法官這樣的報告實際上是針對一個新問題展開的一些新的思考，在這些方面是有一定的創新之處。這是值得褒獎的兩個方面。
文章不足的地方多了一點，有三個方面：第一，我覺得這個調研報告在資料收集以及比較方法的運用上存在一定的缺陷。雖然說文章是一個調研報告，而且也主要是針對甌北法庭這么一個地方來做的，但是這樣的一個調研報告如果要得出具有相對一般性的結論，應該跟其他地區的一些類似的做法做比較，但這個報告里缺少這方面的內容。另外，在相關的資料收集上也是僅限于甌北法庭的一些做法，這可能就會產生一個問題。題目是“關于委托行業協會調解機制”這樣一個問題的論證，但就這樣一個地方的做法是不是就能夠說明委托行業協會調解機制存在哪些問題，這些問題的原因是什么以及提出的相關建議是不是具有普遍性，可能就是一個問題。這是文章一個方面的不足。
第二個方面的不足其實跟第一個方面是相聯系的，就是針對性相對不強。大家可能會有疑問，他就甌北地區的法庭情況來進行說明，應該說針對性是很強的。但是我這兒講的他針對性不夠強，最主要指的是他針對的是委托行業協會調解機制問題的論述。大家剛才在聽報告的時候可能已經注意到了，邱法官在談他們這個地方所開展的委托行業協會調解活動的時候，他對該做法的意義進行了歸納，比如說談到能解決“案多人少”問題，談到了對當事人民事糾紛矛盾解決的意義，談到了有利于行業協會威信的提高，這樣的概括形式上有三個意但這三個方面的意義，解決“案多人少”問題以及對當事人糾紛的解決的意義，其實跟其他調解機制并沒有什么不同。那實際上真正有實質意義的可能只剩下最后一個，與此相對應的在效果分析以及所提的建議里，同樣存在著類似的問題。什么問題呢?比如說他談到調解機構和調解人員他們的水平或者說力量問題，談到調解機構的知曉度問題，談到調解公正性問題以及調解結果、司法確認等方面的問題。他談這么一些方面的問題，其實不是委托行業調解機制的其他調解機制里也是同樣存在的。那么我們可能就會思考一個問題，在委托行業調解里有什么樣的一個特殊意義呢?因此，他的報告針對性不足，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就是理論方面的提升還不足。應該說他關于這方面經驗的總結概括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發，這樣的一種經驗應該說也是很有意義的。但是我們說調研報告并不是對一個實踐做法的簡單描述，更深層次的要根據這樣一種現象的表現歸結出一些理論。因為如果實踐不上升到理論的程度，那么可能就缺少一般性的指引性作用，缺少方向性。以上是關于這篇文章不足所提的三點建議。
最后談一點思考，時間關系我簡單的把結論說一下。就是目前在大調解的格局下，整個社會乃至國家都極力的推導調解這樣一種方式，因此在調解這樣的一個機制運作過程中就出現了多方式、多階段強行調解的現象，乃至在方方面面加強調解效率這樣的一些做法。這么一些做法是否符合調解的規律，我覺得值得思考。第二個，在構建整個調解機制的過程中，我們要考慮到調解與司法的關系，在兩者關系的處理上，我覺得一定要結合調解的特點，比如說相對于司法的剛性而言，調解更具有柔性，相對于司法的統一性而言調解更具有多元性，相對于司法人員的專業性而言調解人員更具有業余性，相對于司法的權威性而言調解效率要相對更為弱化。因此基于以上兩個問題的思考，我的建議是：應當對各種調解進行正確的定位，只有如此也許就調解活動的開展能夠取得更好的社會效果。謝謝大家!
■主持人：田平安(中國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由于本單元主發言人和評論人共同的努力，我們節約了很多時間，按道理是三點二十分本單元結束，我們節約了接近20分鐘的時間。我想創新一下，拿點時間下面的同志有沒有需要對這四個主發言的問題以及相關的評論問題需要發言的?請舉手示意一下。
■李雄(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
大家好!我是來自“西政”的，借此機會談談個人一些想法。今天也是一個頭腦風暴。雖然我最后一個發言有點吃虧(主要因為大家這時都比較疲倦了)，但是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從大家的發言和溝通中學習并發現一些新觀點和新問題。從上午到現在，大家都在談案結事了，這是最高法的一個司法政策，調解的目的就是要追求這么一個效果。值得深究的是，調解制度除了追求案結事了之外，還有別的價值訴求嗎?恐怕還不能簡單盲從這種共識。一方面，面對日益多元而復雜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矛盾，我們積極創新社會管理模式，深挖傳統資源，注重“以和為貴”傳統文化在化解各種矛盾和糾紛中的特殊作用，積極發展調解制度。另一方面，我們理想中的調解如果最終追求的僅僅是一個案結事了，恐怕很難自圓其說。因為，“以和為貴”不僅要解決當下問題，還要建設長遠和諧關系，而這正與現代調解制度所具有的發展型社會政策之秉性不謀而合。現代發展型社會政策特別注重系統化解決問題，從源頭解決問題。因此，積極發展中國調解制度，應當整合中西資源，堅持立足國情，既要解決當下問題，更要通過調解助推具有中國特色的“和”文化的發揚光大，通過調解教育、引導人們自覺樹立包容與負責的胸襟，通過調解促進社會關系的自主和諧與管理創新。我想這應當是中國調解應有的一個價值指向。反過來，這種價值指向對深刻反思我國當下調解制度面臨的若干深層次問題、科學發展我國調解制度具有至關重要的導向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調解的這種特殊價值指向在勞動爭議調解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我國勞動爭議調解制度的反思與重構也尤為緊迫。
■李仕春(中國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秘書長，中國法學會法律信息部主任、《中國法學》副總編輯、教授、博士生導師)
田老師主持得非常好，別具一格，在他主持的這個階段給我們有一個臺上臺下互動的時間。我把問題提給蔣惠嶺法官與周琰女士。這個問題是關于人民調解。我注意到最高法院曾經做過司法解釋，對各種訴訟外調解通過司法確認賦予法律效力。調解有行政調解、行業調解、人民調解等等，但是現在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司法確認，只是對人民調解要給予司法確認。其他的比如剛才講到的行業調解并沒有給予相同的法律地位。我想提問周琰的是，你認為人民調解與其他社會調解相比有什么優勢?為什么只給予人民調解以司法確認效力，而其他調解卻不能得到同樣的待遇?我想提問蔣惠嶺法官的是，對行政調解組織、商事調解組織、行業調解組織主持達成的調解協議是否可以申請法院司法確認?
■蔣惠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辦公室副主任、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副所長)
李仕春秘書長提到的問題非常重要，這也是很多人關心民訴法司法確認制度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新民事訴訟法規定，申請確認調解協議效力的，由當事人依照人民調解法等法律向調解組織所在地基層人民法院提出。大家都清楚人民調解法是2011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而且人民調解制度是我國調解制度中比較成熟的一個分支。所以，民訴法明確規定了人民調解協議確認的問題。在當前的司法改革進程中，我國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各種調解機制逐步建立和發展，而且相關的法律、法規也在逐步起草和醞釀過程中。例如行政調解條例正在起草中，商事調解法也在醞釀中，仲裁法、著作權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都正在修改，等等。這些法律中都會涉及調解協議的司法確認問題。在當前社會管理創新的大好形勢下，新民事訴訟法規定了“依照人民調解法等法律”進行司法確認，實際上是給其他調解機制的未來發展留下了發展的空間。而且，在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根據中央批準的司法改革方案。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將制定司法解釋對此作進一步闡釋。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問題是關于調解協議的效力問題。《人民調解法》生效之前，實際上人民法院已經認可了調解協議的合同效力或者法律效力。雖然當時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已經通過一些司法解釋、司法政策確立了這項規則。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建立健全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若干意見》中明確規定，經行政機關、人民調解組織、商事調解組織、行業調解組織或者其他具有調解職能的組織調解達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質的協議，當事人可以申請有管轄權的法院確認其效力。各地法院在審判實踐中也都這樣做的。應當說，從目前司法改革政策來看，司法改革的現有成果是一個特別好的鋪墊，也代表著發展趨勢，為今后把各類調解協議的司法確認制度上升到立法層面做了很好的實踐探索。
■周琰(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副研究員、法學博士)
首先感謝蔣法官在制度層面上把剛才李仕春老師的問題回答得已經非常明確了，我僅補充一點。就是李老師剛才提到的人民調解的優先性，為什么比其他調解在制度上得到更大的肯定。今天上午強世功老師的一句話，就是“人民調解，人民才是調解的主體”，人民調解最大的優勢在于自治性，人民調解就是把調解的權力回歸到了人民，人民才是真正的主體，所以在國家法律層面上得到了一個最為優先的肯定。謝謝!
主持人單元小結
田平安(中國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這個單元基本上快告一段落了，按照規定本主持人作一個簡短的小結。我覺得本單元有兩個特點，發言者來自實際部門的同志在本單元當中居多，占3/4，評論嘉賓占1/2，所以說這就給本單元的發言和評論增加了不少的色彩。理論界的能夠聽到來自實際部門同志的所思所想以及他們的所做，這對大家特別是學界的同志思考問題應該是大有幫助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本單元發言的同志都是言簡意賅，所以說節約了時間。我覺得四個發言的同志有調查、有數據，有一定的論點，發言總體來講是很精彩的。我們的評論人都是一分為二，沒有一棍子打死，既給了胡蘿卜，也給了大棒，既有表揚的，也有批評的，我覺得這是符合事實。同時我也希望作者們對評論人的精彩點評回去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既然要小結，我也簡單說一說我對調解的一個看法，不成熟，請大家批評指正。我認為無論是民間的調解或者是法院的調解，在中國應當堅持下去，不斷完善、不斷發揚。人民調解和法院調解在中國建國60多年的路程上我們回顧一下，基本上走了一個比較曲折的路線，50年代、60年代中國非常重視調解，包括人民調解和法院調解。以后由于權利意識的蘇醒，我們事事都要說要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要敢于告狀，對于依法治國的口號剛剛提出這段時間無疑是正確的，但往往也走向了另外一個片面，就是過分的依賴訴訟，而忽視了民間的調解和法院當中的調解。法院當時我不知道諸位記不記得，九十年代、八十年代時我們都強調要判決，判決要說理性，而且像英美那樣說理的部分越長越好、越詳細越好。到了上個世紀末、本世紀初的時候，從上到下又開始注重調解了，走了一個重視到有意無意的忽視再到重視這么一個“S”型的路線，這個路線為什么會形成這么一個軌跡，這本身就值得我們研究。這是我講的第一個方面。
第二，對于人民調解而言，如果說我們要去真正的考證，我個人主張稱之為民間調解比較好。因為人民調解是指過去毛澤東時代，把我們的社會分成敵人和人民兩大陣容，上午有人講了人民內部矛盾由人民調解，實際上這個看法我認為有失偏頗。應當說整個社會只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只要是在我們國家進行活動的，要受到我們保護的那么一些人，民間的機制都可以進行調解，不一定非要叫“人民調解”。其次法院調解我認為也不能叫“法院調解”，應當叫做“訴訟調解”，或者叫“民事訴訟調解”。因為調解當中并不是法院一個主體，在調解過程當中，法官是主體，當事人雙方也是主體，還有參加到調解中來的人也是主體，所以對法院調解這個問題我覺得還可以再進一步的思考。當然包括訴訟調解以及剛才發言中所談的調解優先、調解率等等，這些東西都是在實踐中有待于檢驗的東西，我的觀點是不能另提口號，民間調解應當回歸到調解法的規定上來，訴訟調解應當回歸到民事訴訟法上的規定上來。我的總結就到這里，下面還要給這四位同志發獎牌，有請四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