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建飛(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首先請俞飛博士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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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飛(中國政法大學講師)]: 二元社會，作為學術概念，似乎比較抽象。不妨用一位歐洲游客訪華后的感慨，作為二元社會的例證，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而中國的農村卻像非洲。以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為劃分標準，長期以來我們的二元社會，界限根深蒂固，難以徹底撼動。農民不是一種簡單的自由選擇的普通職業，更類似世代相襲的身份。建國后第一個三十年，除參軍與上大學兩種方式跳出龍門，幾乎沒有個人的自由選擇余地。改革開放之后的第二個三十年，農民初步擺脫了人身束縛，有了一定的擇業自由，紛紛進城打工經商。由于實現了最可寶貴的個人解放，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大多歸因于此。
二元社會下出現的城鄉剪刀差現象，農民對國家的貢獻不下數萬億，如果說曾經為共和國工業化作出過歷史性貢獻，有其一定的歷史合理性，在當下卻受到嚴峻挑戰和質疑。無論從政治層面，還是經濟層面，乃至道義層面，都值得主政者痛下決心，下大力氣加以改變。
根據社會學家孫立平的研究，中國當下處于所謂的斷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三大精英聯手，形成體制內精英聯盟。而學術界千呼萬喚的社會穩定的基礎--中產階級，卻始終不成氣候，甚至在飛漲的房價下，成為痛并快樂著的房奴。一套房子消滅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是喜是憂？而沉默的大多數，構成所謂體制外的底層。
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就基尼系數而言，已超過美國、巴西，早已進入危險地帶。從文革到改革，三十年間，我們就從昔日全世界社會分配最平等國家，演化為嚴重兩極分化社會。自然產生社會各方均不樂見的群體性事件高發現象，由此折射的底層“維權”和上層“維穩”，迎頭相撞。底層民怨和高層擔憂看似有別，其實細細分析，倒也一致。普通民眾對中央具有高度信任和信心，是中國轉型期的獨特寶貴資源，必須善用，而不能濫用—過度消耗。
其實中國成長中的煩惱，世界其他國家也大多經歷過。俄羅斯從蘇聯時代開始，也實施戶口制度，莫斯科的戶口就最寶貴，福利也最好。但去年經濟危機后，俄羅斯籌劃加以廢除。此外蘇聯從五六十年代就實現了集體農莊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比起我國要早五十年。俄羅斯轉型過程中，付出慘重代價，要是沒有一定的社會福利，只怕會更糟。印度國內有一億賤民階層，在憲法中—由一位賤民出身的學者起草，印度政府宣布為他們提供相關優惠待遇，在高考與公務員錄用上給予傾斜。南非轉型后推行土改和經濟經濟賦權政策，改善普通黑人弱勢群體，不遺余力。。
反觀美國，歷經南北戰爭，黑人獲得解放，從南方棉花田來到北方城市，各種種族隔離和歧視政策依舊。社會排斥猖獗，社會融合遙遙無期。即使有上世紀民權法案與偉大社會運動，至今并未根本改觀。城市中黑人犯罪率居高不下、男性犯罪、未婚先孕、女性戶主，毒品肆虐、福利依賴，白人逃離城市，郊區化成為時尚。美國的教訓極為深刻慘痛，我們千萬不要重蹈覆轍。
回到東亞，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經濟高速發展中，保持社會分配較為公平。日本有所謂的一億總中流之說。臺灣與韓國在轉型中，均重視社會福利同步建設，新加坡和韓國的租屋公屋制度相當成功，經驗值得借鑒。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怎么辦？---還權于民
展望未來，怎么辦？不妨針對轉型中國二元社會的痼疾權利缺損，展開權利救濟。以打造公民身份，共享中國夢。
權利缺損是指特定的法定權利在實現過程中, 其基本內容的部分喪失。這種缺損唯有通過權利補償才能彌補。權利補償體現我國憲法重要原則--人權保障的深刻意義,飽含倫理精神,也顯現出現代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
權利話語的神奇力量，在于改變人們思考自己與政府關系上種種傳統觀念，以及社會上長期存在又習焉不察的老問題。人權揭露了社會不公正背后的社會結構問題，挑戰傳統與現狀，也為未來救贖指明前進方向。諸如就業歧視、社會排斥、同命不同價、戶口制、暫住證，甚至三農問題本身等等，上述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的現象，不應也不能繼續容忍。有了權利意識，種種社會不公正，就不能以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天經地義、歷來如此這樣的宿命論借口，輕易打發掉。
農民權利的缺損與貧困，是否反映出政府的所作所為乃至無所作為，嚴重侵犯了農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從而必須承擔由此引起的全部責任。從憲法學角度，能否由公民的基本權利，推導出相應的政府的基本義務和國家責任—對于公民的權利訴求，政府有法定義務負責解決和解釋（問責制 accountability）。只有如此，政府施政方能擺脫舊時代臣民與皇權的統治服從架構，達致公民與政府相互尊重、良性互動的新境界。
權利缺損------------權利補償
國家義務------------國家責任
社會不公正----權利救濟----個人尊嚴
賦權（還權于民）---公民身份
不妨從如下幾方面著手，嘗試來解開中國二元社會的歷史之結。
1.戶口制----廢除還是完善？
國內有學者強調正因為戶口制度，我國未出現發展中國家常見的貧民窟現象。簡單廢除戶口過于草率。但如南非曼德拉總統所言，對窮人而言，即使生活在城市貧民窟，也無異他們的希望之地。農民有無權利進城？誰忍心剝奪？南非種族隔離時代，白人冒天下之大不韙，將黑人排除在城市之外的政策，最終失敗，留下眾多教訓，值得汲取。我們不能簡單以維護市容為名，而剝奪農民工在城市定居的基本權利。
2.推動公民賦權
從選舉權、受教育權、財產權為代表的諸多層次，切實落實現有法律，防止法律實施過程中的扭曲變形。以選舉權為例，今年人大常委會已修法，實現形式上的城鄉選舉權平等，這與昔日的形式不平等相比，進步不小。拿教育平等來說，農民工第二代失學比比皆是，未來犯罪現象可能相當嚴重。今天少建一所學校，未來就得多造一座監獄！絕非危言聳聽。至于土地問題為重中之重的農民財產權，不妨暫時拋開國有與私有問題，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適時啟動相關改革。
3.強化社會福利
構建統一的城鄉社會保障安全網，茲事體大，不能再拖下去。中國社會保障碎片化現象，亟待解決否則后患無窮。從福利上升為權利，是西方福利政策演進的軌跡與方向。最近幾年，政府的惠農政策，深受好評。根據世行與北師大收入分配課題組的研究，我國農村內部收入的基尼系數徘徊在0.37左右，未出現明顯上升趨勢，且06與07年比05年有所下降。民生的民權化，民權的民生化，已是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中國朝福利國家又邁出堅定一步。
4．城市化進程提速
歐洲中世紀有句諺語：城市的空氣讓人自由！城市化是當今世界上重要的社會、經濟現象之一，也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越來越多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與父輩們不同的生活方式，舉家外出務工，基本脫離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對土地依賴性降低，“移民化”趨勢日益明顯。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提升城鎮發展質量和水平。要堅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
5. 制定民權法案或反歧視法
媒體曾報道一流名校學生中農民子弟越來越少，四川向農民招考公務員引發批評等新聞。建議慎重考慮是否制定中國版本的民權法案，推行對農民與農民工適度的優待政策，在高考、公務員考試，與人大代表選舉中，規定最低比例。自然出臺此種爭議性極大的法律與政策，建議立法前應參照國外的正反兩方面經驗，聽取各界不同意見。實施過程中，也應盡量避免出現最低保障比例淪為最高限額的負面效應。
我的結論是： 維穩與維權，絕非零和博弈。有你無我。打造強國家與強社會，是美國成功的真諦和不二法門。也只有每個人的權利得到真正落實與尊重，這樣的國家和社會才會有真正的長治久安。
官二代、富二代也好，窮二代也罷，希望相忍為國，珍惜時間之窗。只有把握歷史契機，創造轉型奇跡，才能共同實現自己的中國夢，成為中國歷史上當之無愧最偉大的嶄新一代！
已故華裔歷史學家唐德剛樂觀預計，從1840年到2040年， 中國的“歷史三峽”恐怕要有兩百年時間。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再過三天，第三個三十年正朝我們緩緩走來，讓我們同舟共濟，讓中國這所大船，突圍而出，早日穿越歷史三峽！[15:53]
[黎建飛(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謝謝俞飛博士，下面請葉名怡博士評論。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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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名怡(西北政法大學講師)]:感謝論壇組織者給我這樣一個學習的機會，今天看到很多的名家前輩，也看到了很多青年才俊。我對論壇組織者安排我這樣一個學民商法專業的給法理學的學長評論，我很疑惑。我很擔心，對他的理論看不懂，畢竟是專業門檻的跨越。幸運的是，俞飛博士的論文寫得平易近人，我也有一個對話的機會。
這個標題非常吸引人，好的題目已經成功了一半。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第二個方面，俞博士運用了白描的手法，對歷史進行了追訴，把社會上由于二元社會所出現的種種的問題或者說困境給了我們一個非常清晰的展示。現狀是解決問題的前提，在這點上，俞博士非常成功。第三點，對于比較法的運用非常熟練。從前蘇聯到美國，再到我們的鄰居，選取了四個非常有代表性的國家。給我們展示了一些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從這方面可以看出來，俞飛博士具有非常開闊的知識面，資料運用得非常好。第四點，俞博士文章的文字非常有文采，我之前沒有見過俞博士，但我知道他是非常愛讀書的人，文字很雜，面很廣。他的文字非常有激情。聽到他激情四射的演講，非常吻合。
我剛才說這篇文章題目選得好，在我看來這樣的題目好是好，不過這個題目太大了一點。很顯然這是宏大敘事的，對篇幅的要求就比較嚴格。俞博士能不能將這樣宏大的題目說清楚，我是有疑問的。 [15:55]
對于法社會學的論文，我覺得偏向法學理論，而這篇論文感覺到理論性稍稍有點不夠。不論是第一部分還是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歷史追溯，第二部分是比較法。僅有的一點理論在第三部分，也就是權利缺損和權利補償。作為一篇報告非常出色，而是一篇法學論文稍稍理論性欠缺一點。
下午我聽了第一階段朋友的論述，我發現法社會學的學者的論文中實證調查和描述性的成分占了很大的比重，和部門法的不太一樣。
第三，我提一個比較具體的問題，權利缺損和權利補償。這是借用林吉吉先生的一篇文章的名字。那篇文章主要針對下崗和再就業提出來的理論上的指導，首先界定上，俞博士說得很清楚，就是法定權利在實現過程中是否出現缺損。而當下二元社會的很多問題是一開始在立法上，在法定權利上出現的不平等。能不能用這樣的一個范疇來解釋當下中國所有的城鄉二元推定呢？這也是一個疑問。 [15:56]
[黎建飛(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下面請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喜佳博士發言。 [15:56]
[喜佳(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首先謝謝本次論壇的主辦方能給我這個機會和大家探討共同關心的法律問題。我發言的題目是“從身份到契約—— “農民工”勞動權之一元法律保護”。 農民工勞動權利保護，一直是令我國社會法學者焦灼的問題。必須保護是共識，如何保護有分歧。我過去也和一些同仁一樣，思考對農民工勞動權進行有別于其他勞動群體的二元法律保護措辭，但隨著研究的深入，我重新反思，它們到底是權宜之計，還是長遠之策呢？
我將分析現行理論、制度的弊端，指出對農民工勞動權進行二元法律保護是一個錯誤的繼續。現行法律設置、法律執行問題和政府角色錯位才是導致農民工勞動權受損的原因。因而，必須澄清勞動關系理論，實現“從身份到契約”的一元法律保護。
一、二元結構下農民工勞動權利之現狀
該部分我主要分析兩個部分，首先分析二元經濟結構、二元勞動力市場是否必然導致農民工處于低端的第二勞動力市場，從而必須實行二元法律保護。
目前，劉易斯的“二元結構模型”和皮奧雷的“二元勞動力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我國農民工勞動權二元法律保護的理論來源。推理是，二元經濟結構產生二元勞動力市場，農民工當然地處于低端的第二勞動力市場。要解決農民工的勞動權問題，必須實行針對農民工的，有別于其他勞動群體的二元法律保護。
因此，我認為，農民工必然處于二元勞動力市場的第二市場是人為設置的虛假命題，它不是基于勞動者自身素質和能力差異形成，而是身份等制度設計的產物。通過觀察英國、德國等資本主義國家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歷史，證實不了二元經濟必然產生二元勞動力市場的推斷。因而強調對農民工進行二元法律保護是錯誤的繼續。
第二， 我認為農民工勞動權利受損問題突出，面臨社會排斥。
我國農民工的勞動權現狀是：農民工處在低社會階層，面臨相應的社會排斥，勞動權利低下，得不到應有的保護。
我認為，我國農民工勞動權存在的突出的問題是缺乏就業培訓------不公平的起點；存在就業歧視；缺乏保障勞動權利的有效措施；缺乏發揮作用的社會保險制度及其落實-----例如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長效機制的養老保險制度，發揮應急機制的工傷保險制度。而這些問題的出現，與我國異化的農民工勞動權二元法律保護有關。
二、異化的農民工勞動權利的二元法律保護
該部分我想簡單說明，目前法律設置缺陷、法律執行不到位、以及政府角色有誤導致了現行二元法律保護制度存在制度缺陷。
第一，法律設置可能偏離了公平就業保障的立法初衷，反而成為就業障礙。從建國初中央開創限制城鄉流通的政策先河，到地方政府強化對農民工進城務工的限制措施，都加劇了農民工就業問題。
具體表征一是廣泛缺失有效的就業培訓機制。現有農民工專項培訓制度利大于弊，在就業培訓層面再一次強調了身份的劃分，在法律制度上加深了二元勞動力市場的人為劃分。
又如就業歧視。在法律層面，由于沒有反戶籍歧視的系統法律制度（實際上是反就業歧視的系統法律缺失），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中口號式的抽象規定無法保護農民工。
第二、 法律執行：農民工眼里的玻璃天花板
大量工資、工時、工作環境、工傷保險方面的強制性規范由于缺乏強制的法律保障措施，造成制度與農民工之間仿佛有一層玻璃天花板，美好的制度對農民工來說，可望而不可及。
首先，工資拖欠、克扣是極為普遍問題。政府采取運動式的“追薪風暴”等特殊政策絕不是長效機制，而農民工討薪司法優先制度只能是又開創了新一種形式的歧視，即對同樣是討薪的、城市貧困人群的歧視。
其次是嚴重超時現象。
我重點想探討一下工傷保險問題。理論上，工傷保險制度有驅使企業自發營造良好工作環境的睿智設計，然而執法效果并不理想。原因還在？其根源在于不參保無制裁。從法經濟學分析，違法成本比守法成本低時，企業不參保的現象似乎是個必然。而指望勞動者通過勞動仲裁、民事訴訟去獲取賠償更是歷史的倒退，倒退到工傷保險制度建立前的野蠻時代！
上述強行法達不到應有的立法預期，是勞動法出了錯還是執法走了樣？因此，不得不探討政府的角色扮演。
第三、 政府政策與角色扮演：裁判與球員的混同
勞動法的執行效果不佳，其背后隱藏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一直是中央政府的一貫立場，并積極推行。然而勞動法等法律法規的執行受到很多非理性因素的影響和制約。
我認為，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集債務人與債權人于一身，既制定游戲規則又參與游戲過程，是裁判員還是球員。趨利的本能導致其無法真正扮演裁判的角色，公正、有效地處理勞動事務，尤其當對方是沒有交易資源的農民工時。
三、二元結構下“農民工”勞動權的一元法律保護
要解決農民工勞動權的法律保護問題，我認為長遠的制度設計應當是：澄清理論、理順勞動關系判定，將農民工納入勞動法體系保護中來，并配合制定反歧視等一系列的系統法律措施，從而建立農民工勞動權保護的長效法律機制。
（一）概念與理論的澄清。
第一要義是取消農民工概念。只有在農民工這一名詞消失之時，只有把這個問題回歸到如何保護全體勞動者權利的全面、系統法律制度設計時，才是農民工得到真實法律保護之際。
另一方面是停止二元保護性的理論設計。二元法律保護設計雖然出發為民，用心良苦，但非但不是長效解決機制，而且在制度設計上進一步強化了農民工與城市工的身份劃分，加深了這兩大群體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實際上在制度安排上加大了對農民工的歧視。
例如，農民工工傷保險是否應當特殊化。保險制度的建立就是為了分散風險，達到社會共濟。如果為農民工建立單獨的工傷保險機制，意味著高保費、低儲備、低待遇，喪失了工傷保險追求的社會統籌、風險分配的社會效應。
（二） 從身份到契約的實現
農民工勞動權利受損，除了某些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外，真正的根源在于我國勞動關系的判斷標準不明確，導致實務中無法適用勞動法去保護農民工。因此，如果整理清晰勞動關系的法學理論和司法審判方法，將農民工納入勞動法保護中，農民工自然適用勞動合同法、勞動基準法的保護，也自然被納入我國以勞動關系為前提的社會保險體系，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同時，必須取締作為大雜燴與擋箭牌的勞務關系概念，廢除事實勞動關系這個不該出現的名詞，強行法應當適用非法勞動關系中的勞動者。
（三） 系統的法律制度安排
理論澄清的同時，離不開系統的法律制度安排，應當包括法律的制定、法律執行的落實、政府角色的轉變。由于后兩者主要取決于政府的決心，取決于中央與地方的博弈等因素，已經超出了法律討論的范疇，故不詳談。
首先是落實就業培訓制度，消除農民工字樣的專項培訓，建立面向全體勞動者的就業培訓，進行旨在不同勞動素質、技能的培訓。我們不能重復美國歷史上出現的“separate but equal”的錯誤了。
其次制定反就業歧視立法。對農民工進行一元法律保護，但不能忽視其特殊性。因此，如果沒有反就業歧視法律制度的系統制定，一元法律保護就如無水之舟，不能自行。應當制定特殊的反就業歧視的法律制度，以利于農民工舉證。可以借鑒美國的做法。例如，在程序法實行特殊的舉證責任分配；成立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EEOC），幫助勞動者爭取權益。
最后是建立、健全社會保險與社會保障。其基本理念應當是：社會保障制度覆蓋農民工，不能是基于農民工的身份，而是基于勞動關系，是基于契約。如果有更為理想的設計的話，這一制度覆蓋農民工，不是基于農民工的身份，而是基于其國民身份，是基于社會契約。
以上是我一些善待進一步研究、論證的看法，借此機會提出，期盼與同行探討。謝謝大家！ [16:00]
[黎建飛(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下面請政法大學楊飛博士點評。 [16:00]
[楊飛(中國政法大學講師)]:喜佳老師的文章，我提前反復讀了好幾遍，現在現場聽了即興的闡述，我遵循慣例先說好的，再從雞蛋里挑出一點骨頭來。我覺得這片篇文章題目非常好，首先從身份到契約，這是我們每個法律人耳熟能詳的命題。在中國當前的社會具有特別的意義。其次，點到了副標題展示出來了幾個關鍵詞，一個是農民工，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乃至未來30年都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
第二一元化的法律保護。喜老師的中心觀點是把現行的二元法律保護體制，并軌成一元化的機制。關于這一點，我們國家的執政黨也關注到這個問題。我們現在肯定農民工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今年王兆國副委員長提出來將來重點在私企和外資企業發展工會，使農民工受到工會的有利保護。主題切合時代的熱點。
第三文章中的觀點很有新意。喜老師用二元經濟、二元勞動力市場這種理論的知識關注這個問題。我們國家缺乏這樣一種違憲審查機制，一些下位階的法律文件違反上位法和憲法的規章無法確定為無效。喜老師從美國留學回來的，借鑒了美國的兩個標準。我們國家的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都沒有對勞務關系做出一個界定。勞動法曾經試圖下一個定義，但后來刪掉了。之后引起了無窮的困惑，而美國的判例法提供了這樣一種機制。根據我查到的我們國家在2008年1月1日勞動合同法生效之后，司法機關判決勞動者勝訴的案例中，仍然適用的是民事訴訟一般的規則——誰主張誰舉證。勞動者之所以能夠勝利，就是因為證據比較充分。但大多數情況下，由勞動者負舉證責任，很難獲勝。所以這一方面非常有必要借鑒美國的舉證責任的規則。 [16:01]
接下來，關于這個題目，我再稍微談兩點個人的看法。副標題這幾個關鍵詞中的勞動權。這個勞動權我覺得事實上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體系，非常復雜。根據我們國家的法律法規和分類，我覺得勞動權可以分成兩大塊，事實上是在尋求就業過程中要享有一定的權利，這個主體是國家，也包括雇主。免費的公共就業服務包括就業指導。我覺得這兩塊喜老師的論文有創建性的意見。
勞動者享有的權利我們可以分為個體享有的和集體享有的，喜老師重點研究了個體享有的，比如說安全衛生、職業培訓、社會保險，而集體享有的權利，基本上沒有提及。也就是說組織參加工會，集體協商等。還有職工參與企業的民主管理，這里沒有涉及，稍微有點遺憾。
各種權利都有平等保護的問題。在法律保護的層面，這個概念本身非常寬泛，包括民事的，我們現在仲裁爭議的訴訟都屬于私權利的保護，還有就是行政保護、刑事保護，這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拓展的。我聽到社科院的老師的觀點，刑事和民事可以互相借鑒的，我們現在勞動法注重懲罰企業，放過了企業的負責人。他建議可以考慮雙罰制，借鑒刑法上的單位犯罪。這樣企業負責人在損害勞動者權利方面的違法行為就無法轉嫁。謝謝大家。 [16:02]
[黎建飛(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下面請吳文芳博士報告。 [16:24]
[吳文芳(天津師范大學講師)]: 各位尊敬的領導、專家：
非常榮幸能夠作為本次論壇的主題發言人向各位匯報我的研究成果。我的發言題目是《勞動立法的發展對農民工市民化的影響評估》。
首先簡單交代一下選題動機。本次論壇的主題是《法治視野下的城鄉二元結構》， 目前學界對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共識的是，推動城市化進程，促進農民市民化。要實現“農民市民化”，首先應當考慮推動已完成“農民-農民工”轉化的公民向“農民工到市民”的第二步轉化，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是消除城鄉二元結構最重要且最現實的課題。正是在這個領域，勞動立法擔負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客觀地評價近幾年來我國勞動領域立法對推動農民工市民化的影響就非常的具有現實意義。
第二，研究的分析指標。
在結合相應的社會學研究成果基礎上，我將農民工市民化的必要因素概括為如下四個指標：
第一個指標是農民工的職業保障。農民工只有在城市里擁有一份工資收入可以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穩定工作，才可能具備成長為產業工人的最基本前提。這是農民工市民化的前提性與決定性要素。其中有兩個因素最為關鍵：其一為工資收入，其二為職業穩定性。
第二個指標是農民工的社會身份。在社會身份相關的制度要素中，最直接相關的要素是戶籍制度，其次為附著于戶籍上的其他相關利益的制度，如就業政策、社會保險、社會福利，包括子女教育、住房福利等等。在勞動法領域相關的制度主要是就業政策。
第三個指標是農民工的個人素質。個人素質既包括農民工的文化素質也包括職業素質。文化素質決定了農民工在城市市民中的被認同度，職業素質則是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只要競爭資本。職業素質是以個人素質為基礎的，勞動法領域中職業培訓制度的完善對農民工職業素質的影響至關重要。
第四個指標是農民工的意識行為。農民工市民化的要素還取決于農民工自身的身份意識。雖然在正式的制度安排中，“農民工”是一種特殊的社會類別。但第二代農民工意識的發展不斷突破當下正式制度對農民工的身份安排。在這方面，以“平等”為追求的法律對農民工的意識行為會產生正面作用。
我的研究主要是針對2008年實行的《勞動合同法》、 《就業促進法》以及《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另外還包括一些近年來頒布的行政法規及有代表性的地方性法規、規章。研究從兩個層面進行，一是分析最新的勞動立法創建了哪些新制度有利于推動農民工的市民化，另一個層面是評估這些新制度的社會實際效果，主要分析的是法律在實施中面臨哪些新的瓶頸問題。
接下來，我將根據以上指標對勞動立法進行分析，限于時間的關系，我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前面兩個分析指標。
一是農民工的職業保障。職業保障的主要問題是工資收入與職業穩定性。近年來頒布的勞動立法在這兩方面都產生了較大的正面刺激作用。
首先分析工資保障問題。農民工工資收入缺乏保障是他們在城市中生存面臨的第一問題。 勞動爭議制度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大幅度減少勞動爭議在時間、金錢上的成本。在最新的勞動立法出臺后，農民工工資保障的成本迅速降低。 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仲裁費用與訴訟費用的大幅減低。 勞動爭議仲裁不收費，仲裁經費由財政予以保障，當事人不服仲裁裁決，起訴到人民法院，訴訟費也僅為10元一件，根據我的調查，在有些地方法院甚至不收費，有效降低了農民工追索工資的經濟成本。
第二，法律為保障農民工基本生活，設計了特殊的執行方式。《勞動爭議調解與仲裁法》規定了對追索勞動報酬、工傷醫療費、經濟補償或者賠償金的案件，可以申請先予執行。《勞動合同法》也規定了支付令制度，勞動者追索工資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請支付令。
第三，勞動仲裁時效延長，保證工資求償權的實現。以往我國勞動立法的仲裁期限是60天，并且沒有中斷、中止的規定。多少勞動者因此而喪失了主張權利的機會。新法將以前的60日仲裁期限改為1年，并且規定時效的中斷、中止的相關規定。在勞動關系存續期間發生的拖欠勞動報酬的爭議，還不受1年時效限制，只須在勞動關系終止之日起1年內提出。這就在程序上保障了大部分案件都可以得到司法裁判。
第四，部分案件爭議解決程序簡化。新法規定了部分案件為一裁終結，縮短了勞動爭議的時間成本。而且這種一裁終局僅針對用人單位而言，避免了用人單位利用法律程序拖延其應付義務。對勞動者而言，不服則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
不容忽視的是，目前雖然勞動立法在工資收入保障方面有明確目標，也建立了相應的新制度。但目前制度的主要引導方向是通過低成本的仲裁或者司法保障勞動者的工資權，由此引發了一個普遍的問題是勞動仲裁以及法院的勞動爭議案件數量劇增，并且仍以加速度往上發展。據統計，2008年全國法院受理勞動爭議案件28萬余件，較2007年增長93.93%；2009年上半年受理近17萬件，同比較2008年又增長30%。有限的政府必須要面對原子式的勞動者極其頻繁的維權請求，在成本上是個巨大難題。在司法資源面對工資收入保障要求短缺嚴重的情況下，農民工工資收入僅僅依賴司法保障，能否持續性地作為一種有效方式，是令人懷疑的。
職業保障的第二項內容是對職業穩定性的保障。
職業穩定性的保障最重要的制度突破是《勞動合同法》。 勞動合同法以勞動合同長期化為立法導向，在限制勞動短期化的同時，通過負激勵機制以引導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建立長期穩定的勞動關系。這其中涉及的制度主要是兩項：
（1）規范了勞動合同的解除和終止。目前《勞動合同法》嚴格限制了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解除和終止條件；同時，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需要支付補償金；期限越短、次數越多支付的就越多。用人單位為了追求利潤，肯定會權衡其中的利害關系，不會普遍采用短期的勞動合同。
（2）提倡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立法取向。 2008年1月1日起實施的《勞動合同法》 明顯放寬了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條件。
《勞動合同法》在職業穩定化方面效果十分明顯，全國人大常委會2008年針對《勞動合同法》實施情況開展的執法檢查顯示，勞動合同法在現實中顯示出良好的實施效果。例如，江蘇省簽訂一至三年期限勞動合同的職工達到49.09%，一年及以下期限的勞動合同較上年末減少14.42％，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增加1.19%。從全國看，合同短期化現象也明顯減少，就業穩定性普遍提高。
但是，如果對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做一個客觀的評估，就一定不會遺漏目前嚴重威脅農民工職業穩定性的現實瓶頸問題。雖然《勞動合同法》對勞動關系穩定性的保障并未區分城市工與農民工，但相對于一般的具有城市戶籍的工人，農民工的職業穩定性卻并沒有得到顯著改善。其中勞務派遣是沖擊農民工職業穩定性的主要因素。
勞務派遣通過“用工”與“雇傭”相分離，成功地實現了將用人單位應當承擔的責任轉給勞務派遣機構， 這種以短期化為最主要特征的用工形式得到了法律的認可，用人單位利用勞務派遣制度就可以規避《勞動合同法》 中的義務，于是勞務派遣成為頗受用人單位青睞的用工方式。農民工普遍為初級體力勞動者，大部分農民工只能通過勞務派遣的方式在城市中找到一份短暫的工作。以四川省2009年的數據為例，全省共設立勞務派遣機構254戶。全省統計范圍內企業勞動用工總量為480．39萬人，其中使用勞務派遣人員達到56．95萬人，占用工總數的11．9％，這其中農村勞動力占到41.3%。
在現實中，勞務派遣暴露出的問題更加復雜。按照《勞動合同法》的規定，勞務派遣工主要安排在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的崗位，而實際情況是，很多用工單位將勞務派遣工安排在一線長期性崗位， 勞務派遣成為常態用工方式。另一方面，勞務派遣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十分突出。這種方式不僅造就了農民工缺乏職業穩定感，因身份上存在的差異，農村勞務派遣人員普遍對用工單位缺乏歸屬感，無法形成產業工人的身份認同。
二是對農民工社會身份的影響評估。勞動立法領域中， 就業政策的制度變遷對農民工社會身份轉變影響最大。現有的就業政策在根本上廢除了對農民工的歧視性的規定，清除了農民工在找工作時所面臨的顯性的戶籍壁壘。在《就業促進法》出臺之前，對農民工的歧視性就業制度在地方規章中廣泛存在， 這些規章一般都明令用人單位應當嚴格控制使用外來勞動力，優先使用本市城鎮勞動力。這些歧視性的就業政策直接導致“農民工”在求職中成為劣勢身份。2007年通過的《就業促進法》以法律的形式推翻了以往種種不平等的就業政策，規定農村勞動者進城就業享有與城鎮勞動者平等的勞動權利，不得對農村勞動者進城就業設置歧視性限制。 以往對農民工在就業政策上的所有限制性法規或政策都因為違反上位法而無效，這是就業法與就業政策領域的一次大的制度變遷，破除了農民工求職時所面臨的顯性壁壘。
不容忽視的是，雖然農民工的顯性就業壁壘已經破除，但事實上戶籍制度對農民工的經濟地位獲得有顯著影響，就勞動者的收入水平來看，城市勞動者收入水平明顯高于農民工。根據相關研究，農民工與城市工的工資收入差異率為30.8%， 在社會保險領域，城鄉戶籍勞動者在三大社會保險享有率方面的差異均達到45%左右，超過工資差異近10個百分點。
總體來說，目前我國勞動立法在農民工市民化的各個要素上都產生了正面效應，但這種效果的持續性發揮都有相應的掣肘因素，總體不容樂觀。換言之，勞動立法應當在制度的進一步規范和細化方面做出努力，在現實中真正落實立法目標，這也是勞動法學者應進一步努力的方向。 [16:28]
[黎建飛(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謝謝，下面請彭高建司長做評議。 [16:30]
[彭高建(國務院法制辦政法社會保障司副司長)]:根據會議的安排，我對吳文芳博士的論文做一個點評，就一些立法的事情做一些回應。
吳博士的論文還是非常好的，總選題到論證到一些實務的調查，說得很細。正面的東西我不多說了。
角度方面、選題方面，名稱方面是不是再琢磨一下。農民工這個叫法現在是有爭議的，現在中央層的立法上，沒有一個農民工的概念，但是在中央的文件里有。學者思想很解放，但是我們還要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從現在的發展方向講，農民工這個概念還要發展。下一步叫什么，我現在也沒有講好。是叫市民化好，還是叫公民化好？農民工是相對城市的工人來講。市民化我們講公民、人民、市民的概念，總書記會見曾蔭權的時候也叫香港市民。
第二是選擇制度的路徑方面，要再考慮一下。喜老師也講農民工的問題，我看到吳博士的論文，這個制度的缺陷不是針對農民工的，城市的職工也存在。立法上有一些東西不是光針對農民工這個群體設計的，還有一些訴訟的解決、爭議解決，要引起關注。 [16:33]
對于農民工來講，對于勞動和社會保障領域，有幾個領域是比較要關注的。我們勞動合同法里面有規定，現在是國有企業也好、外資企業也好，都有濫用的渠道。對農民工關注的還有一點是社會保障的接續問題，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轉移接續辦法，雖然不針對農民工，但實際上農民工在里面是相當大的一個部分。選擇題目的制度的角度方面也是有考慮的。
第三，在關注立法的同時，希望吳博士對執法問題做出關注。對于農民工而言，勞動的維權成本很高，執法中的一些問題是值得關注的，如調解、仲裁、訴訟、勞動監察等。
另外，我向各位老師同學簡要介紹一下下一步比較關注的幾個地方。第一個方面，一個是工傷保險條例的修訂，我們也請各位學者進行了咨詢，明年將會出臺。這個條例出臺，我們也準備和明年通過的社會保險掛鉤。我們也在珠三角、長三角進行了一些試點。
還有一個問題是相關技能的培訓，我們要增加針對性和效能的方面，這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問題。上一周，在京西賓館召開了人力資源的會議，有領導也提出要加大職業技能的針對性，另一方面也考慮到技能培訓的政策，農民工和企業訂立了三年的合同，也要把相關的職業技能培訓寫進去。 [16:33]
我們也在考慮人力資源的相關的規定，我們也會做一個規定。具體的規定不是行政法規了，是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搞一些部門的規章。這里有一些稿子，如何規范限制勞務派遣的使用。在勞動合同法的實施條例中我們也考慮做這個規定，但沒有搞出來。下一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要對這個事情做一些研究。
剛才有老師講政策的統一性的問題，在中國，關于法律的統一性的維護問題，我們是有機制的，各部委的規章和政府的規章也要進行備案的審查。還有違憲審查的問題，違憲審查機制在黨的機關和中央的機關，我們也是很慎重的提一些事情。盡量的和他們搞好。
最后，農民工這個問題確實非常值得關注。現在國務院專門有一個農民工辦，在這里，中央各部門有一個聯席會議制度，通報一些法律方面的制度銜接。從立法的角度講，充分的吸收各方面的意見。我們想在立法過程中，對這個事情一如既往的進行關注。在制度設計上，不要對今后城鄉制度造成障礙。 [16:34]
[黎建飛(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謝謝精彩的點評，尤其給我們帶來了新的立法的情況。
我作為主持人，對本單元的兩位女法學者做出評論。三個肯定，兩個商榷，或者說提出兩點共同探討。首先是對選題的肯定，兩位青年學者的文章都是對農民工和社會保障權給予充分的關注，從農民工勞動權的一元法律保護和市民化角度進行探討，共同關注和思考的對象正是我們社當中非常特殊的群體，我們討論的是城鄉二元化。在這二元化當中出現了新的趨勢，就是農民工，他們來源于農村，又生活在城市。他們工作在城市，又要回到農村。這個特殊群體產生的法律問題、政策問題非常多，兩位學者用法律的尺度給這樣的特殊群體以考量，對勞動社會保障法的角度提出了建議，對命題的選擇，我們認為不僅具有現實意義，而且在法律上有創新的地方。
他們對同一問題的同一追求。他們對農民工的一元保護和市民化，馬克思說過商品是天然的，法律是對此的化身和寫照。社會成員的平等必須通過法律來確認、維護和保障。兩位學者在論述中，有機地將社會平等和法律結合在一起，有效地將農民工和其他社會成員的平等，將他們的勞動和社會保障權益和此類權利形態平等，將這些法律需求，保障法律所要承擔的責任欣喜地呈現在我們面前，讓我們在傾聽中點頭，在思考中贊許。 [16:35]
第三點，兩位青年法學家都對我們保障農民工的進步給予了詳細的關注和充分的肯定，對今后的不足也恰如其分的指出。她們也都看到了我們仲裁費用的大幅降低，勞動合同法在保障農民工權益方面的積極影響，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論述。同時也指出了勞務關系或者說勞務派遣對農民工的消極影響，我們注意到喜佳使用的是大雜燴來評論這種現象，吳文芳使用的是現實瓶頸這樣的否定性評價。我對此深有同感，如果我要評價，我會更加粗魯，這也是組委會不讓我當主講人的重要原因。
勞務派遣確實對社會構成重大的影響，對勞動合同法構成重大沖擊。受害最深的應該是農民工。正如吳文芳指出的，用工和雇傭相分離，農民工作為產業工人身份認同無法發展，我深表贊同。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吳文芳相關立法政策的最新的應用。任何農民工進城務工享有與城市務工人員同等的權利，這是重大的突破。并且在其引用的材料里用的是全國人大08年底的報告，最新的材料用到了09年7月12日最高法院的一份指導意見，甚至截止到本月的材料。尤其考慮到復雜的背景，她有一年多時間在德國，她的材料是實現無縫銜接，這些都是我們值得肯定的。
同時也提出兩點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是戶籍與農民工的關系，兩位都將戶籍與農民工的就業培訓工資多項實務掛鉤，都做出了負面評價。但實際上，戶籍與農民工的勞動和社會保障的實現，與保障不構成直接威脅。現在農民工產生了這么多的問題，幾乎和戶籍沒有關系。在農民工就業的領域里，來自五湖四海的人都有，這個領域城市人不去就業，不會因為戶籍的問題。戶籍是有問題的，但確實在農民工的工資拖欠等等問題上面和戶籍是沒有關系的。所以這個問題是不是我們直接拿過來就能用，包括退保，尤其是剛才彭司長提到，我們1月1日開始實行的是職工養老保險轉移接續，吳文芳也提到了勞動合同法，并且明確規定，農民工在城里有同等的就業權。哪里有戶籍的影子？沒有。這個問題希望我們共同討論。 [16:36]
北京現在幾乎沒有農民了，前幾年北京出臺了文件，恰恰是更加多的來保護。這就產生了第二個關系，二元與一元的關系。我們要正確的認識二元法律保護的積極意義。二元保護是一個什么概念？實際上是將農民工特殊保護。他的法律待遇是高于一般的人的。其他人只有一層保護，對農民工是保護加保護。對農民工的保險，北京市要求在原有的基礎上，一次性支付，要加付，比城鎮人員的一次性要加付。這是一種加強性保護，就像我們說婦女權益、殘疾人權益，還有青少年權益，這些方面的保護都是二元的。但是我們歡迎這樣的二元，所以我們說一元要看看這是干什么的。現在這個階段，更加需要對農民工實行二元化保護。這么多問題，權益怎么保護？我們社會的發展必然是農業人口減少和非農業人口的增加，怎么讓他們真正融入城里的生活，這些問題的探討，可能是我們下一步需要努力的。謝謝大家。
現在茶歇。 [16:37]